我国光辉灿烂的古代音乐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少数民族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上作出过杰出的贡献。源远流长的少数民族音乐，记录着先辈们的劳动业绩。表现出人民在音乐上的创造才能，反映了丰富多采的社会生活。
据古书记载，早在公元前二千多年的原始社会时期，黄帝的乐官伶伦就到新疆“取竹于解溪之谷”制造了十二根律管。这虽然只是古老的传说，但在新石器时代，少数民族地区和中原已有音乐文化交流，则是可能的。
夏代，曾有许多少数民族到夏王朝来表演乐舞。周朝设有专门掌管少数民族音乐的官史。春秋时，居住在陕西、山西之间的白狄是一个有较高音乐文化水平的少数民族，白狄族人以音乐歌舞为谋生手段，周游列国，到处卖艺，促进了各国音乐文化的发展。当时，在南方生活的越人亦有相当发达的音乐文化，他们的民歌不仅在楚国的宫庭中演出，在遥远的齐国也很流行，乐在中原就已产生了很大影响。
汉乐府中的高级官员“协律都尉”李延年是中山国人，那一带曾是白狄族人的故乡。《史记》中说他“性知音、善歌舞”而且是一位天才的作曲家。汉代有名的横吹最初的乐曲，据说都是他根据张博望从西域带回来的《摩诃兜勒》一曲改编的。另一汉代乐种鼓吹的产生也和少数民族音乐有关。汉代流行的《巴渝舞》是西南少数民族的舞蹈。仅从事这几件来看，在汉代音乐文化中，少数民族的贡献是非常突出的。
魏晋南北朝是各族音乐文化大融合的时期。当时少数民族音乐流行于中原的，主要有鲜卑乐、龟兹乐、疏勒乐、西凉乐、高昌乐等。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少数民族诗歌，如《敕勒歌》、《企喻歌》、《琅琊王歌辞》等，都是音乐史上的优秀作品。随着西方和北方的少数民族向中原迁移，有许多少数民族音乐家来到内地，促进了中原音乐文化的发展。其中龟兹音乐家苏祗婆精通音乐理论，对当时音乐理论的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当时的十部乐大多是少数民族音乐。著名的音乐家中有许多是少数民族，如作曲家白明达，琵琶演奏家曹妙达、康昆仑、曹保、曹善才、曹刚、米和、裴兴奴，笙演奏家尉迟章和歌唱家米嘉荣、何戡等。隋唐音乐的高度成就是和他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从公元937年到1279年，在我国土地上先后建立过辽、宋、金、西夏、喀拉汗国等王朝，这些政权，除宋之外，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据记载，辽、西夏、金和喀拉汗国的音乐文化，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东北少数民族的乐器奚琴（胡琴的前身）已在中原普遍流行，促进了说唱和戏曲的发展。据毛拉·艾斯木吐拉·穆吉孜写的《乐师传》记载，出生喀拉汗国的突厥族音乐理论家、作曲家兼演奏家艾布·乃斯尔·法拉比（870—950）创作了“拉克”、“乌夏克”、“乌扎勒”三套木卡姆，改革了卡龙并著有《乐师书》等美学著作。法拉比长期在阿拉伯各国从事音乐创作与教学，他用拉丁文翻译了大量的音乐理论著作，把东方音乐介绍到欧洲，中世纪欧洲音乐家从他的译作中学到许多东西。他的译作被西方音乐研究家认为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奠基石。法拉比死后受到阿拉伯各国人民的尊敬，被誉为“不朽的艺术家”、“人民的骄傲”、“音乐工作者的楷模”和“民族艺术的精灵”。
元代由于城市经济的繁荣，加上蒙古族统治者对歌舞戏曲的爱好，宋代已经颇有基础的城市音乐生活的铺垫，就给杂剧的形成提供了机会和条件，使之成为永远散放着异香的奇葩。
元代杂剧作家中，石君宝和李直夫是女真人。李直夫本姓蒲察，人称蒲察第五，他的名作是《便宜行事虎头牌》，剧本写了许多女真族的风俗习惯，采用了不少女真族乐曲。
元代散曲，同杂剧一样，也是一种新兴的样式，可称为杂剧的姊妹体。它是各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产物。王骥德说：“南音多艳曲，北俗杂胡戎……曲入元而益蔓衍，其制栉调比声，戏曲递檀威一代，顾未免滞于弦索且多杂胡语……”。（《曲律》）可见在散曲形成过程中，少数民族的贡献很大。著名的散曲作家中有许多是少数民族。如回族的萨都喇、高克恭，维吾尔族的马祖常、贯云石，女真族的赫经以及蒙古族的阿鲁威、阿荣等。
元代中原流行的少数民族乐器有“浑不似”等。《辍耕录》卷二十所录少数民族曲调有哈叭儿图，哈儿火失哈赤、伉里、马黑某当当、清泉当当等，其中“哈儿火失哈赤”和维吾尔语“黑云雀叫”谐音，可能是维吾尔族民间曲调。“马黑某当当”可能和“木卡姆”有关系。当时流行的名曲《白翎雀》和《海青拿天鹅》都是反映北方少数民族生活的。
元代著名的维吾尔族文人贯云石，曾参与海盐腔的改革。张猩猩和闾闾则是名噪一时的少数民族演奏家。
明清时期，少数民族中出现了许多著名的音乐家和艺术家，在搜集、整理、加工、提高少数民族民间音乐和汉族民间音乐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明初，藏族僧人唐东杰波（1383—？）将简单的跳神仪式穿插情节，注入一些流传在民间的或记载在佛经中的故事，使其戏剧化。唐东杰波至今被藏族人民尊为“藏戏的始祖”。清代，蒙古族文人荣斋搜集、整理了《弦索备考》，把民间流传的十三套弦索古曲用总谱的形式记录下来。维吉尔族女音乐家阿曼尼莎以毕生的精力整理木卡姆，并著有《心灵的协商》等音乐美学著作。门巴族人六世达赖喇嘛仓洋嘉错是一个诗人兼音乐家，他创作的许多情歌至今流传在民间。藏族贵族登者班爵在中原学会了不少汉族音乐，并将扬琴、笛子、二胡、京胡等乐器带到西藏，促进了藏族古典歌舞“囊玛”的发展。蒙古族文学家蒲松龄则整理了流行在山东一带的俚曲。
清代中叶以后，京剧兴起，这里面也凝聚着许多少数民族艺术家的劳动。如满族人汪笑依（原名德克金），别创新腔，自成一派，在当时有一定影响。言派鼻祖言菊朋是蒙古族人，他师承谭鑫培而有所发，注意音律和四声，形成一种婉转跌宕的唱腔。
明、清时期，许多少数民族创造了本民族的戏曲，如藏族的藏戏、白族的白剧，壮族的壮剧、傣族的傣剧、侗族的侗剧等。在器乐、歌舞、民乐等方面，也出现了许多新品种。
综上所述，我们的民族音乐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一方面，少数民族音乐对汉族音乐的发展给以很大影响，另一方面，汉族音乐的发展又促进了少数民族间音乐的繁荣。许多少数民族音乐家为汉族音乐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也有许多汉族音乐家为民展少数民族的音乐作了大量工作。
纵观中国音乐史，哪一个时代各民族间音乐文化交流频繁，那一个时代的音乐文化就会高度发达，否则必将走向衰落，这是中国音乐发展的重要规律之一。可以预见，将来的中国音乐也必然建立在各民族音乐文化的基础之上。所以，加强对少数民族音乐的搜集、整理、研究，不仅是当务之急，而且对于振兴民族音乐也是一件有深远意义的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