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这一称呼的流行，实际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迁的产物和重大社会进步的结晶，反映了社会进步的艰辛历程，同时凝结着伟大的理想、平等的精神和革命归宿感。“同志”这一称呼，摈弃了“权力崇拜”，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我们应当珍惜并提倡使用这个称呼。
不久前，有一些地方下发文件，要求“党内一律称同志”，包括对担任领导职务的所有党员，党内行文和报送书面材料也相同。这一看似平淡无奇、理所当然的要求，其实在它背后所传达出的信息和意蕴却是耐人寻味的，因为，曾几何时，“同志”是一个无比神圣的称呼，又曾几何时，这一“同志”的称谓开始急剧变异。那么，“同志”这一称谓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发生变异的呢？
“同志”作为一个具有特定社会政治内涵的称谓名词，是由外来语发展而来的
在中国的古汉语中，“同”和“志”都是常用字，但“同”、“志”两字却很少连用，即使有时连用，也没有成为一个有独立意义的名词。查《辞海》等工具书，“同”、“志”连用，最早是见于《国语·晋语四》：“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稍后又有《后汉书·刘陶传》：“所与交友，必也同志”。这些句子中二字的用法，基本意思就是指志趣相同、同一志向。再如王充《论衡》：“好友同志”等，却并非是表达特定的称谓。在西方，英文comrad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的camarada，其原意为同伴、伙伴，而现代意义的comrade一词有两重含义，其狭义是特指同一政党的成员，广义则指具有共同政治理想、或为共同事业而奋斗的人群。后来日本人最先用“同志”来翻译comrade的意思，中国现代汉语中的“同志”一词就如许多特定名词一样，是从近代学习西方最有成效的日本转口引进来的。
辛亥革命较早地试图用“先生”、“同志”代替“老爷”、“大人”，这种包含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启蒙意识的愿望没有实现
1912年3月，刚成立不久的南京临时政府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名义发布《令内务部通知革除前清官厅称呼文》，内称：“官厅为治事之机关，职员乃人民之公仆，本非特殊之阶级，何取非分之名称？查前清官厅视官之高下，有大人、老爷等名称，受之者，增惭；施之者，失体，义无取焉。光复以后，闻中央地方各官厅，漫不加察，仍沿旧称，殊为共和政体之玷。嗣后各官厅人员，相称咸以官职。民间普通称呼则曰先生、曰君，不得再沿前清官厅恶称。”作为清朝社会上称呼之语的“大人”、“老爷”等，皆是适应于封建等级制度、“官本位”的社会习尚而形成的，其中“大人”一词，原是称呼长者、称呼德高望重者的用语，用于尊称官员则是盛行于清朝雍正初年，先是由督抚、钦差，近而知府等等，悉为“大人”了；“老爷”，原来也只是用来称呼“九卿”，后来滥用于知府、知县乃至各级官员，甚至尚未授官的举人、贡生等，也享用了这一名称。孙中山对此深恶痛绝，他认为这些称呼严重有损于共和政治的形象，因为官员不是特殊阶级，而是人民的公仆，人民对之也不必取仰视的姿态，更不必取非分的名称称呼之。在这里，中国人仍然要学习已经经过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启蒙的西方和日本，和他们一样，在社会称谓中，彼此称之以“先生”或“君”，以示官民之间在人格上的平等。
然而，尽管这种新的社会上的称呼语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和平等思想在人际关系中渗透的体现，此后实质上人们之间的尊卑贵贱之分仍然是根深蒂固、牢不可破的，甚至，在数千年封建制度上建立起来的人们的封建意识、浓郁“官本位”社会文化和“史官文化”长久积淀的全社会的心理和心态(顾准说：“史官文化”，“这种文化的对象，几乎是惟一的对象，是关于当世的政治权威的问题，而从未‘放手发动思想’来考虑宇宙问题”，当然更与公民的人格独立等无涉了)，以及仍然是中国主要经济形态的小农经济等等的作用下，这一切都决定了在一个短时期内，如南京临时政府所公布的改变官场和社会用语的行政命令是根本摇撼不动根深蒂固的这种社会意识形态和习俗的，甚至在这一命令刚刚发表不久，就有人对此表示了质疑，他们认为“不问老幼统称先生未免太泛”，如“京师自光复以后，凡大人老爷之称呼，悉以先生代之，上自总统总理，下至妓女……皆同此名称”，岂非咄咄怪事，于是，在实际的社会生活当中，原来的称呼照样通用，这就如鲁迅笔下的“爱姑”，原来以为时代变了，甚至像城里的“七大人”，怎么样？他“就不说人话了么？”结果没有几个回合，“爱姑”就“不由的自己说：‘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吩咐……。’”而更让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是当他还乡后见到儿童时代的好友闰土，只见对方“终于恭敬起来，分明的叫道：‘老爷！……’”，这一声“老爷”使鲁迅“似乎打了一个寒噤”，他也分明地感觉到：“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于是，在人们耳朵里听到的，仍然是“大人”、“老爷”等等，即“民国肇立，五族共和，老爷、大人之称久经淘汰，乃不谓公堂会审之时，就口口声声以老爷、大人相称，裁判官亦直受不辞，曾无一言相告诫”(《申报》1912年6月22日)，更不要说袁世凯称帝等等之时，一切都已复辟，官员们“极力扩张官权，压制民权”，也就“与满清时代无异”矣。
辛亥革命的失败，也完全可以从这一角度中被透视出来。既然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仍然不变，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属性仍然不变，宗法家族本位和封建大家庭的伦理本位仍然是中国人最根本的生活意识和价值观念，用“先生”、“同志”等去取代“老爷”、“大人”的政治愿望就难以如愿。中国长期封建的生产关系和血缘宗法人伦关系早就使得全社会的经济关系以及其它各种关系和基本社会活动都染上了浓重的宗法血亲色彩和“官本位”色彩，讲究尊卑贵贱的礼制秩序的儒家学说，更因其体现了传统文化的精髓而贯穿在全社会的生活场景之中，因此，古代中国社会的全部社会成员都被纳入了“父子”垂直序列的伦理身份体系和“君臣”序列的等级身份体系，在这种政治和伦理规范下引导不出“同志”属性的社会人群，而基于“泛伦理化”和家国同构的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也就在文字上引导不出“同志”的近代语义，同样，一场几乎在胜利的同时就意味着失败的共和运动由于它对原有的社会毫发无伤，于是，原有社会称谓的“复辟”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在超越了传统的人伦关系的革命群体成员之间，“同志”成为一种神圣的具有革命归宿感的称谓和称呼
不过，舶来品的“同志”毕竟是诞生在中国了。面对急剧沉沦的祖国和“后知后觉”、“不知不觉”的同胞，有一批率先觉醒的民族精英在救亡和振兴中华的伟大旗帜下聚集为“同志”，他们是具有共同的政治理想的精英群体。渐渐地，这些革命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社会的人伦关系，“同志”开始成为一种神圣的具有革命归宿感的称谓和称呼，在战争年代，在艰苦的革命年代，称自己人为同志，那是无上的尊敬和信任的表示，这在许多小说和回忆录中也都有所体现。在革命战友之间，叫一声“同志”，它所表达的何止是革命的情谊！这称谓中还凝聚着伟大的理想、坚强的意志、不屈的精神，甚至，即使自己蒙受了绝大的冤屈，一旦你又被称为“同志”，那就代表你重新获得了信任和回到了革命队伍和组织中的无上荣誉。另一方面，革命胜利以后，由于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整合运动，使得国家的全民文化以“统治阶级的意识”的同质性为前提，又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组织化为基础，所以，在短促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一方面削弱了全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迅速建立起全社会范围内普遍的“同志”关系，另一方面又运用政治手段去肃清思想文化领域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影响，使全社会的主体文化成为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主义文化，“同志”就是这种文化背景下最权威、也最普通的称谓。
“权力崇拜”使人们渐渐习惯于不敢或不便在领导者面前称呼“同志”
任何思想观念包括社会用语都是现实生活变化的结果，计划经济及其形成的负面文化影响，使人们在生活场景中的形成的基本常识是“权力支配一切”，“官本位”愈演愈烈，权力意味着权威、资历、特权，甚至道统，于是，人们崇仰它，敬畏它，久之，忘却或放弃了人们与生俱来的固有的权利，“权力崇拜”最终使得人们渐渐习惯于不敢或不便在领导者面前称呼“同志”。
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在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的同时，也带来了职业分层、社会角色的变换，同志逐渐被“师傅”、“老乡”等替代，现在则被“先生”、“老板”、“小姐”等所取代，并风靡着以职务相称的习尚和风气。
“同志”是党性的表现，也是执政党“立党为公”的体现
人们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一直尊称其为“小平同志”，尽管邓小平并不是没有权力的人物。这里包含着对他一种特殊的尊敬。北大学生的国庆游行队伍中升起“小平您好”的横幅，就是最好的证明。有人说这表明人们并不讨厌政治词汇的“同志”，对真正具有“同志”资格的人，人们仍然愿意称呼其为“同志”，应该承认“同志”一词迅速从大众语汇中淡出或“意义重构”，也只是出于对过去那些假、大、空的政治深恶痛绝而已了。但在执政党内，它仍然是党内生活中的习惯用语，它是党性的表现，也是执政党“立党为公”的体现，不过，要让“同志”真正取代职位之称，还有待于党风的健康发展和党内监督机制的健全。
称谓的变化一向是社会变化的晴雨表，当年“先生”取代“大人”、“同志”取代“先生”，如今在许多场合“先生”又取代了“同志”，表面上是一个轮回，其实却有质的不同，这也是社会学、社会语言学的一个绝好的研究课题了。(作者单位：浙江大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