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桩案子扑簌迷离,当事者亦都作古,怕是永远没有人能说得清是非了。不想对此妄言,抄录一点已经公开的,供大家参考。
1 924年7月14日鲁迅日记:是夜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1月19日日记:上午启孟(周作人)自持一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信全文如下:
鲁迅先生:
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受经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日文,人、人类的意思)。我以前的蔷薇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三天后,周作人7月17日的日记中透露:上午池上(日本医生)来诊,(后面10字涉及鲁迅矛盾,删去。周作人自注)。
鲁迅日记8月2日记: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10个月后的1924年6月11日,鲁迅又记: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谩骂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纠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许裳寿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曾写到1924年6月11日那一幕:
“……他(鲁迅)就独自个回到八道湾大宅取书籍去了。据说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电话,搬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检书。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这是在取回书籍的翌日,鲁迅说给我听的。”
此后兄弟间再不相来往。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甚至针锋相对,但鲁迅在论战中极力避免公开点名批评周作人,周亦然。
对于此事,鲁迅生前决口不再提起,周作人也不说。两人仅仅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对各自好友有过一句半句的暗示。
此事目前有两种说法,动机不同,但都和羽太信子有关。
其一:周氏夫妇生活奢侈说
据许广平回忆,鲁迅曾对她说过:“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全家和睦了吧。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行交给二太太(指信子)……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那时周作人他们一有钱就往日本商店买东西,不管是否急需,食的、用的、玩的、从腌萝卜到玩具,都买一大批……”
此说似乎不足以成立,当日周作人地位收入均不在鲁迅之下,即使鲁迅说一些注意节俭的话会引得他不高兴,似乎也犯不着兄弟翻脸。
其二、鲁迅作风问题
这个问题除了当事人谁也不好说个究竟,但照周作人给鲁迅信中的话语以及两人日后的态度看,似乎里面的确有些难言的隐衷。这从周作人直至68年去世对兄弟失和一事仍无丝毫反悔之意,即可见一斑。
兄弟彻底失和后,留下的点滴情谊仍令人感动。
周作人发表“五十自寿诗”,引来骂声一片,鲁迅却理解他,私下表示持不同意见。斯诺夫人访华,请教鲁迅中国最优秀的散文家是谁,鲁迅所列名单中的第一个人即是周作人。
周作人在狱中曾经感慨:“昔日鲁迅在时最能知此意,今不知尚有何人耳!”周出狱后靠撰写回忆鲁迅文章和翻译日本小说过活,50年代,他的室内悬挂着鲁迅拓的汉碑,送朋友时,指着外院的丁香树说:“这是家兄种的”。
据周健人(鲁迅三弟)回忆,鲁迅病危时,还在看周作人的著作,同样,周作人去世前,看的也是鲁迅的散文。
1967年5月6日,被红卫兵折磨尽两年的周作人终于闭上了眼睛,中国现代文坛最具影响力的大师晚景令人不堪言语;而他的兄长,——同样是中国文坛最具影响力并被后世已不同方式曲解奸污的鲁迅,早在31年就已经去了。
冥府相见,不知二人能冰释前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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