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历史学家在回顾80年代的时候完全有可能认为，阅读是那个时代最为色彩斑斓的底色。毫无疑问，历史学者在为那个时代总结一些简明的特点时，可以把其称为开放的时代、改革的时代、思想冲突的时代，同样，也可以称其为“阅读的时代”。
一、
对于许多在80年代有过阅读经历的中年人来说，最难以忘怀的恐怕就是那些难得的自由阅读的宏大场景。那时他们正处于所谓思想上的“断乳－反叛期”，即精神饥渴而青春的能量却急需释放的时期。一方面他们面临着一个破碎的思想世界，另一方面思想解放运动也为他们腾出了思考的空间。伴随着开放潮，一批数量极其巨大的外国作品如洪水一般汹涌而入，一下子让他们看到了如海一般辽阔的书的世界。
对那时的人而言，许多阅读的选择似乎都深受此时期中国出版界大规模地翻译出版国外学术著作的影响，可以说，就出版业而言，这是自“五四”以后最大规模的一次翻译出版西方学术著作的行动，牵涉到近现代20世纪西方的主要思潮。其中最为著名的首推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300种，还有北京、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翻译介绍20世纪西方人文学术的“学术文库”与“新知文库”系列。
在这次出版业大规模翻译行动中，从难度极高的大部头“天书”——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到直接引发了80年代“新权威主义”争论的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女权主义理论家德·波伏娃的《第二性》，统统涉及。以致有人说，正是这一时期的出版，构成了80年代整个社会变革的重要精神资源。至今，我还能够随口叫出许多在80年代的阅读时尚中一再成为被热烈追捧阅读之书的书名：汇编的《萨特研究》、新“发现”的马克思《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第三次浪潮》、《大趋势》、《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外国古典名著从书”、“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所有这些，构成了80年代的那种如饥似渴、大快朵颐的阅读场景。
事实上，由于这种以“拿来主义”为主旨的“翻译出版运动”，亦使得此一时期的青年在阅读趣味上呈现出惊人的相似，归纳起来，不外乎西方哲学政治学（从黑格尔、康德等人的西方古典哲学一直到卡西尔的“人学”）、西方现当代文学作品。正是这批代表着当代世界精神潮流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构成了新时期青年世界观形成期最主要的精神营养。
二、
不过，要论及80年代人的思想裂变，还不可不提前苏东国家作家的影响。因为，对80年代改革刚刚起步的中国来说，改革的最初思路仍然受到前东欧模式的影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思想家们的理论，成为此时中国改革思想者的重要借鉴和启发。比如说，80年代中期，由国内多家出版社共同推出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丛书中，东欧理论家的著作就占据着格外突出的位置。正是这套丛书，使国内读者对欧洲社会主义理论家力图调和计划与市场，走“第三条道路”的思想渊源有所了解，对历史上的“布拉格之春”、对波兰的“团结工会”，有了全新的认识。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候许多热衷于政治体制研究的国内学人，对波兰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对匈牙利经济学者科尔奈的了解，就如同今天的青年人对“F4”的了解一样。换句话说，那时候，谁要是能够多谈几句波兰团结工会瓦文萨就会被大家所“另眼相看”，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掌握了“话语霸权”。
那时候还有一本令许多学人感动的读本，是前南斯拉夫人德拉热斯所著的《不完美的社会》。我还记得我曾经热泪捧读德拉热斯《不完美的社会》的场景。在这本书里，作者讨论了宗教、帝国主义、现代科技、所有权多样化、暴力革命、民主、中产阶级等等问题，作者对这个世界具有的现实感，拒绝相信和许诺任何“完美”的社会模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不完美的社会》这本书的书名本身，就非常契合那个年代被称之为“愤怒青年”的人们的心态。
不过，此时关于苏东国家的更大量的阅读还是围绕着前苏联解冻时期的文学作品进行的。事实上，发端于50年代后期的前苏联解冻文学作品，非常适合80年代那个“文艺的春天”的阅读口味。许多人都在读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读《日瓦格医生》、读《方尖碑》。这种阅读，使得80年代读书界里始终存在着一种“要讲真话”的呼声。这是因为，许多人从这批前苏联解冻文学作家中，看到了一种不管多么困难也要坚持对历史讲真话的精神。我至今还记得，作为“讲真话”的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说过的一句名言——拥有一个“讲真话”作家的国家是拥有另一个政府的国家。我还记得有一个冬夜的晚上，我读完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从大学图书馆内部阅览室里出来，走进星光闪烁的黑夜，地上覆盖着新雪，我觉得我好像刚刚离开了俄国的心脏，那温暖的、跳动着的俄国心脏！此时我仍然沉浸在刚才的阅读兴奋之中，觉得自己只要沿着这些索尔仁尼琴所指引的羊肠小道走下去，就可以一直走到俄国的尽头，可以到达我愿意选择的任何一个世纪。我不仅可以造访索尔仁尼琴的俄国，也可以访问列夫·托尔斯泰作品中《安娜·卡列尼娜》生活过的俄国；可以走进契柯夫的《套中人》生活过的城镇；也可能走进屠格涅夫作品中的《白净草原》，可能遇上普希金坐在芦苇丛生的河边的凉亭里……
是的，如果说对德拉热斯的阅读改变了我的历史时空观念，那么对前苏联解冻文学的阅读则带给了我新的历史道德评判，其对于一个民族灵魂的结构，其易腐，其高贵，其不可捉摸，开拓了新的尺度。
当然在那个年代，我们还有着一些“另类阅读”，例如读斯诺的《西行漫记》，专门去窥见“伟大领袖”的风流情史；读《杜鲁门回忆录》，知道了朝鲜战争的另一种说法；《尼克松其人其事》、《选择的必要》等诸多的西方领袖的传记与理论著作又使我们感到“美帝国主义”的头头们并不那么面目狰狞，相反颇具事业心、灵活性和人情味。还有阅读《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时的思考与感受——“宛如闪电划过夜空”，“人民竟然如痴如醉地拥护走向毁灭之路？！”
三、
如果检视一下80年代的阅读史，许多人，许多如今已经进入发福年纪的中年人，他们的书架是从80年代开始充实起来的；许多人，许多如今已经进入社会精英层面的人，其人文性格、其阅读倾向，也是从那时候确立起来的。正是从那时起，许多人知道了卡夫卡、安德烈·纪德、加缪、福克纳和胡安·鲁尔弗，知道了戈尔丁、贝克特、叶芝和艾略特，还有许多许多……今天回忆起来，仍然不免令人惊叹，天呐，我们曾经与那么多世界级的文化精英相遇，多么幸运！
虽然现在回过头去看，那些阅读可能比较简单，基本上是人文主义的，更多的是基于文学的，毕竟，那是一个阅读的青年时期。但我想，那个时候，没有一个20岁年纪上下的青年人读《百年孤独》而不被马尔克斯的语言魅力所迷醉的。我初看此书时正值一个暑期在家休假。仲夏清晨，院子非常安静。我靠在树上，从早晨一直读到合欢树收起那羽状的叶片，读到院子里喧闹起来。当然，最让我读得兴味十足、如醉如痴的还有福克纳的《喧嚣与骚动》，那里面描绘出来的情绪，几乎就暗含着我们那一代人的心绪。这本书是我借来读的，多年之后，当我看到90年代版的福克纳作品集时，就又买了一套，但却再也没有翻看过。我拿不准重读是否会使我失望，我不想让失望扭曲记忆，不愿意相信，人一旦成熟就得否定单纯。
80年代的阅读是年轻的，也是疯狂的，我还记得在80年代的那些个寒假里，经常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外校朋友挤在一间借来的学生宿舍里一连几天不下楼的苦读生涯。外面天寒地冻，室内电炉噼啪作响。床上地下，堆满了书。大家读着，讨论着，困了，就睡一会儿，起来又是读书和讨论。那种感觉，就像是在被闪电照射得忽明忽暗的人类思想密林深处狂跑。那些不眠之夜，那样的读书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后来一位在国外读博士后的友人给我写信比较不同的读书生活时，曾感叹道：“我已不适于做学生，不愿意聆听教导……我真正的大学生活只有那短短的４年”。还不无留恋地回忆了当时极有规律的读书生活：“那一时期生活是振奋的，白天读书，作笺记，自己为自己强行安排课程；中午到学生食堂打饭……”
那真可以说是个思想荟萃的年代，阅读、揣摸和交流，加上吃饭就是许多生活在校园内的读书人80年代生活的全部。那时候的阅读是青春的、是激情的。为了表达这种激情的情绪，甚至有大把青年花掉自己的大把时间与热情去做阅读摘抄工作。记得我就曾把食指（郭路生）的《相信未来》抄在笔记本上来背诵：当蜘蛛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灶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那时候的阅读是充满西化的，对西方现代哲学的痴迷便是一个极好的例证。1983年，中国思想界掀起“人道主义与异化”大争论，使得萨特几乎在一夜之间风靡校园，他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几乎成为每个讲座和讨论会上必议的话题。萨特以戏剧、小说对“人”是“存在先于本质”的阐发，引起了曾经历过个性完全泯灭的一代青年的深深共鸣。
那时候的读书风气是，你只要思想，就不能不读萨特的书。当时萨特已是许多大学生信服的偶像，“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成为你自己”之类，着实迷倒了一代人。应该说，在80年代青年的心路历程中，萨特抹下了浓重的一笔。他甚至影响到一代青年的文学创作，当时中央音乐学院的才女刘索拉所写的中国现代派小说的开山之作《你别无选择》，便充满了“存在”的意味。还记得直到1991年，眼见着苏东阵营解体，一时间思想界黑云压城，我闲来无事，还关起门来写了一篇有关《萨特》的评述，算是作为对自己当年阅读的纪念。
四、
在80年代的宏大阅读场景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前后相差半个世纪时间，从欧洲、英美一直到拉美各个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下滋育出来的古典名著与现代派文学作品在几乎同一时间段里登场亮相。如果说现代派文学影响了这一代人开始解构原有思想价值体系的桎梏，那么西方古典名著则帮助他们重建人性、人道情感的世界。
像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里的拉赫美托夫、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贵族之家》里的拉夫列斯基、《前夜》里的英沙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里的安德烈·保尔康斯基、狄更斯《双城记》中的卡尔登、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多夫》中的克里斯多夫、司汤达《红与黑》里的于连、齐瓦尼约利《斯巴达克思》笔下的奴隶统帅、雨果《九三年》中的郭文将军，这些文学人物所生活的历史背景往往是英国革命、法国革命或俄国革命，这些人物形象往往不是革命者、爱国者就是个人奋斗者、人道主义者，在这些文学人物身上存在着的那一颗颗永远骚动不安的理想主义灵魂、人道主义情怀及他们的悲剧命运，都对80年代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心绪的共鸣，因而也铺就了80年代青年的基本底色——理想主义的执着与苦恋；对人道主义、人性美的深长的思考与不倦追求；对未来社会的辽阔想象与多元的自由思维。
当然谈到那时候的思想阅读，不能不提及德国古典哲学大师们。像康德、黑格尔的那些大部头书不知摆在多少人的床头。虽然哲学并非我所学专业，但我却一句句读完了《小逻辑》、《精神现象学》、《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这类黑格尔、康德所著的精神巨著，甚至自己写起文章也是满篇“现实的理性批判与批判的理性现实”之类。但从大学三年级起，对罗素的喜爱又引导我一步步脱离德国哲学而沉迷于科学哲学、维也纳学派，罗素、石里克、莱欣巴赫、波普尔等人明白如水的行文风格。大学毕业后的一年秋天，在西南石油学院一所房间里，我阅读波普尔《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记得读完此书的那个傍晚，大雨方收，天上有一道彩虹。我心潮激荡，不能自已，站在窗前，喃喃许久……
在某种意义上，80年代的社会思潮正是由于一种开放性的阅读而形成，由下列一些人物的思想而得到发展，他们是让－保罗·萨特、弗里德里希·尼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加西亚·马尔克斯、米兰·昆德拉，哦，还有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弗兰兹·卡夫卡、米歇尔·福科……
五、
80年代，中国图书出版业最初的热闹不在北京，也不在上海，而在四川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因出版了一套“走向未来丛书”而闻名。许多人至今还记得在“走向未来丛书”中有一本名为《激动人心的年代》的书，讲述的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那场给当代世界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 “物理学革命”。
80年代，是科学思潮流行的一个时期，包括许多文科院校，学生们的阅读潮流亦受科学哲学的影响，选修课倾向于攻读科学史。那时节，许多校园学生手中往往会握有一本小书——《爱因斯坦传记》。
不过对于当时的许多文科学生而言，大家追读爱因斯坦的传记，并非要去加深对相对论的理解（有一位传记作家说过，在科学史上，以往也许从来没有一个先驱者像爱因斯坦和他的相对论那样，既为那么多的世人所知道，又为那么少的人所懂得），而是因为大家似乎非常向往爱因斯坦时代读书人身上所具有的那种纯净友谊、平等交往与崇尚真理的氛围。
比如像传记中所记述的那样，爱因斯坦还在瑞士伯尔尼邮局做一名小职员时，相对论最早的庇护者物理学大师普郎克便派他的助手劳厄亲自到伯尔尼去拜访他；比如传记中所描写的，在那个只需要自行车便够了的德国小城哥廷根，爱因斯坦与一些新结识的朋友经常在啤酒屋举行思想聚会。科学家兴趣之广泛，从马赫的《力学》、彭加勒的《科学与假设》到休谟的《人性论》，科学的，哲学的，统统在讨论的范畴之内——他们诙谐地称这种聚会为“奥林匹亚科学院”。而小城的普通百姓，对科学家和爱思考的大学生们又特别宽容，酒店侍者很尊重那些用菜汤在饭桌上写各种数学符号的思想者们，市民们也不会责备那帮整夜在咖啡馆里吵闹的大学生们。传记作家的结论是，正是这种气氛，还有哥廷根秀丽的风景，使一大批20世纪之初的世界才俊聚集于此，酝酿着新时代的新思想；使大学城旁边的许多小啤酒屋里，培育了一批后来领导着20世纪物理学革命的大师们。
六、
事实上，在80年代的阅读史中，阅读图谱是呈多样化特征的。欧洲古典哲学思想、当代政治批判主义、科学哲学与未来学形成了一条多样化的阅读曲线，一批反映西方当代科学思想发展方法论的应时之作——以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为主要内容的“新方法论”，带来了新的阅读热。许多校园内的思想者们迅速从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古典哲学朝着科学哲学转移，哲学系的学生，热衷于探讨的是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范式理论，讨论科学哲学中关于试错理论的许多命题。尤其以《第三次浪潮》为代表的未来学思想，还有“走向未来丛书”掀起的以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为主要内容的“新方法论”热，它不仅使我们眼界大开，而且还使得中国新一代中、青年学者借此崭露头角。
记得当时在80年代的阅读图谱中，有所谓三大启蒙导师之说（李泽厚、刘再复、金观涛），其中看上去文质彬彬、眉清目秀的金观涛，此时已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思想者。他与妻子刘青峰合著《兴盛与危机》一书，把80年代非常时髦的控制论、系统论引进了历史研究，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结构系统。按照金的观点，中国封建社会，一方面是一个巨大的稳定系统，一方面每隔两三百年又会发生一次激烈的改朝换代的周期性震荡，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之所以长久，就是因为在封建社会结构中，有一种社会危机发生时“自我修复机制”存在。这个观点，为当时理论界困惑于中国封建社会何以如此之长提供了一种新颖的说法，所以引起了当时学界的瞩目，并为许多思考者所接受和引用。我还记得，《兴盛与危机》中这个最核心的观点，最早是发表在一个很不起眼的杂志《贵阳师专学报》上。我偶尔在图书馆里查到发表这篇文章的那期杂志，差不多已经被人翻烂了。
七、
对那个年代读书生活的回顾可以一次次地激起那些已经不再年轻的中年人的深深缅怀之情——尤其是，时间走到21世纪，整个社会学术风尚已然大变，变得在学术思想上不思进取，变得学术形式多于内容，给人一副苟延残喘的样子！我完全可以想象出一位已过不惑之年的中年人，在某次与昔日同学或是伙伴聚会散场之后的情景——或是从豪华的酒店或是从寒酸的饭馆里走出来——走在喧嚣或沉寂的夜色中，他可能会在内心陡然生出一丝神往，禁不住感叹昔日悬在头顶的思想夜空何等地美好。
我就清楚地记得一个情节，在某个炎热的夏夜午时，几位毕业多年的同学相聚，在母校校园门口的小酒馆里大醉而归，又意犹未尽地倒提啤酒，勾肩搭背，沿着校园湖边走边喝，其间不知是谁朗诵起“莽汉派”诗歌的片断，“假如我要走，就从十万万人心灵上走过”，众人高声齐和，一路月光如水……
如今，在我们对这段渐去渐远的精神阅读史做一番考察的时候，我们便感到仿佛是在走过一个阔大的思想广场。检阅这个思想广场，看一看80年代中的思想精英们是很有意思的。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在年富力强、风华正茂之际就夭折了，或是受到重伤，以致残废或暗哑，从此苟延残喘，了此一生。是的，在这个人文荟萃的时期之后，许多岁月逝去了，有人躺进了坟墓，有人过起了思想者的流亡生活，有人把文化变成了生财之道，也有人在政治圈子里流连忘返。
这时候，作为一代人，他们尽管依然才华横溢，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明显地缺乏在当代社会为成功所不可缺少的特殊品质。那是一些热情地专心学习欧风美雨因而忽略了本国的特色，第一次遭到挫折后，就心灰意冷、一蹶不振的人们，在这个日趋实用的年代里，他们若是不被那些灵活精明的凡夫俗子超过去才怪了。
是的，在今天，我们惟有在思想史中方能梳理出上个时代的那些思想脉络，寻找到那个年代的思想风格——那是一些或许像火光一闪，爆发出一阵突如其来的、朝生暮死的思想活力。但即使如此，我们仍然不能以轻慢和嘲讽的态度对待当时的种种阅读主张。正是这些主张，使我们的学术思想快速经历了一次思想上的启蒙与学术范式的革命。虽然步子可能迈得不踏实，但速度却是惊人的。
记得哪位作家曾经说过，80年代的社会，就像一列长久地滑行在传统的平稳斜坡上的火车，如今突然发现自己为一辆马力十足的内燃机车所牵引，使社会获得了一种雷霆万钧的新动力。而且这股新动力一直被一股强有力的怀疑、质疑与人文观点的复兴所激荡、所左右，孕育出了80年代许多五光十色的观念，各色千奇百怪的人物。
也正如一位思想史学者所言，80年代的阅读精神，虽然不够朴实，但却并非死气沉沉，它们是五四精神的合法后裔，他们是新时期真正的思想敢死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