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记忆力并不好，就是说不能记住很多东西，而且有时会表现得有点神经质，如果我对某种东西印象特别深，它就会象新上任的贪官腐败的肚子一样在记忆里迅速膨胀起来，挤掉了其他的。比如我是从80年代长起来的，记忆中似乎只有冬天，北方有雪的冬天，一度我关于80年代的印象就是白花花的一片。
90年代中期我上了大学，那是个经济建设有点疲软，贫福更加悬殊的年代，但孩子们或者说家长们仍然热衷于经济，别的似乎仍然属于扯蛋。我也赶时髦地上了所二流的经济院校，后来我发现，如果你想把经济学得很地道，就不能上二流的经济院校，因为那里走红的不是“萨谬尔森”之流，而是“思想汇报”，谁也不能指望靠写思想汇报来发达经济头脑。因此我得出，二流经济院校是为赶时髦而设的，当然，如果突破等级观念，再运用一下”天下乌鸦”的原理，也很容易推至一流经济院校的光景，可我不，就为给自己保留一些神往。人靠希望活着，把什么都弄清了，容易陷入绝望。
“思想汇报”成为大学风潮的时候，正是我对很多事物展开热烈怀疑的时候，那时我发现“思想汇报”本身是个非常滑稽可笑的名词，大家都表现得兴致勃勃，就显得更加滑稽可笑。我由于不可救药的笑，没能成就过一篇完整的思想汇报，从而被排除在大学主流生活之外，至毕业也没能过上组织生活。我走在大学的边缘上，时常感到一种轻快的孤独。
我常常有这样一种情绪，认为自己生错了时代，在大学这个小院墙内，我显得跟90年代有点格格不入。就在此时，我开始介入八十年代，或者说，八十年代介入了我。一阵子我迷恋崔健，从一无所有到有了一颗红旗下的蛋，我奇怪自己竟会被一种大舌头的嘶吼和一堆破铜烂铁的敲击声所深深感动，一想到这一点，我就更加感动，对整个八十年代的感动进而是对自己的感动，我的八十年代情结总是和自恋情结纠缠在一起。后来我开始结识顾城，读他孩子般的诗句，疯子般的生活，直到他狂热地砍死妻子并吊死自己，我不想反驳人们对顾城的道德指摘，但他的终结方式的确让我狂热，我那时更象一个“死亡崇拜狂”，从早期的海子卧轨到后来三毛的长筒袜自缢，我象一个集邮迷一样收集着这些死亡案例，我开始发现八十年代是一个勇气的年代，这种赴死的勇气最终没有蔓延到我身上，只是那时候我有点不敢随便趴在四楼宿舍的阳台上，不是惧怕自己一不小心自由落体了事，而是没有勇气测试自己显而易见的懦弱。
我的八十年代记忆开始由白花花的一片过渡到了死亡的黑色，那时大学里也经常流传出很多黑色故事，几乎一年一度，比如凶杀，比如半夜爬窗偷东西不小心坠楼，比如游泳池意外溺水。这类死亡在物理上离我很近，在心理上又离我很远，至多只是当时的唏嘘，几天的惊梦接着是过后的遗忘。但也有例外，那是校园早期的一个故事，我说的早期是指八十年代，一个年轻的老师在89年的冬天不由分说地把自己吊死在学校的水塔上。每当我经过那座水塔，总是条件反射地向上望，于是看到一个风干的身影挂在上面，象一小条腊肉。以至后来我一看到南方人屋檐下吊着的腊肉，就升起一种悲凉，仿佛看到了一种绝世的孤独。这个故事的后来是关于他的女友，她是学校的另外一个老师，当时我们喜欢根据考试的得分对老师形成一种非常朴素的划分：变态和不变态，还可以视情节轻重进一步细分为：变态者和变态狂。她是大家一致认为的变态狂，我有幸成为了她的某一届学生，并且有幸得到了期末的60分。我得说，她相当漂亮，但从不打扮，就把自己隐没在校园的人群中，无论她出现任何一个场景里，都是面无表情的，当一个人每时每刻都能作到面无表情，那就是生活方式的问题了，而当人们追朔到这个故事的开头，就可以对她表示理解并报以同情。她是那个吊在水塔上的身体投在地上的影子，是另一块腊肉。
我没有能力去解读八十年代和那个时代的人，只是感到那是个带有浓厚的悲剧色彩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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