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画源于广告、海报、招贴，是20世纪的产物。
广告、海报、招贴具有一定的商业意义，其艺术性服务于商业目的，并为商业目的而努力。宣传画则不同，它没有具体的商业要求，而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其艺术性服务于社会的需要。
宣传画在中国的兴起，是20世纪革命运动和战争的需要，曾经在革命运动和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战争的结束和社会政治运动的减少，以及宣传工作在社会生活中角色的转换，宣传画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渐衰落。
兴盛时期的宣传画由于有着特殊的社会地位，曾经吸引了许多在绘画上卓有成就的画家从事宣传画的创作，因此也使宣传画过多地赋予了它的艺术意义和追求，成为艺术创作和纯绘画的展览中一个重要的和不可缺少的形式。但随着宣传画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衰落，人们虽然还是用艺术的眼光去审视它，可是很少有绘画专业的人士关注它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因此，新世纪现实中的宣传画已经演变为一种和广告、海报、招贴具有同等地位、又等同于广告、海报、招贴的一个品种，开始脱离了绘画界而进入大美术的范围。
宣传画的兴起与苏联影响
宣传画在中国的出现始于20世纪30年代，反映了抗战的社会现实要求。在抗日战争中，宣传画表现出了特殊的社会意义，曾经鼓舞了国人的抗日斗志，激励了民族的抗日精神。
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中，宣传画也一直受到高度的重视，并在革命战争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早期的宣传画由于受到物质条件的限制，一般以木刻为主，以战斗性的表现状况为价值判断的标准，以夸张的造型、激昂的情绪表现鲜明的主题，并不太讲究其艺术性。
在1949年后，随着革命政权的确立，过去一切的因陋就简也逐步开始了向正规化的转变。而像学习前苏联的政治体制一样，在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也开始了向苏联学习，1951年4月3日，北京举行了《苏联宣传画和讽刺画展览会》，这个展览作为较早引进的苏联美术展览，不仅表现了社会对宣传画工作的重视，而且也为宣传画学习苏联的经验提供了最为直接的机会。因此，许多重要的理论家都撰文发表观感或总结经验。其中有钟惦斐的《向苏联的美术家学习——苏联宣传画、讽刺画观后感》（《人民日报》1951年3月25日）； 蔡若虹的《两个世界的缩影——介绍苏联宣传画和讽刺画展览会》；袁水柏的《仿佛到了我们亲密的盟邦——参观苏联宣传画和讽刺画展览会》；华君武的《苏联的宣传画和讽刺画》；严蒙的《记苏联宣传画讽刺画展览会》（《人民日报》1951年4月9日）。《人民日报》还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了这个展览会中的作品。此后，苏联的经验和模式就成了中国宣传画的榜样，特别是在艺术形式上将延安时期的那种比较简朴鲜明的宣传画风格，转化为以西画为背景的激烈而富有战斗性又讲究艺术性的样式。
宣传画在苏联是受到高度重视的一种艺术形式，被视为“英勇先进的艺术——是全民事业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依凡诺夫等著《谈政治宣传画》）40年代的后期，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政治宣传画出版的缺点与改善办法的决议”，要求各界“把宣传画作为劳动人民共产主义教育与眼前的政治鼓动的一种重要工具而加以注意”。在这个决议中，还责成中央、共和国、边区和各省报纸的编辑部以及“艺术”杂志与“星火”杂志的编辑部对于已出版的宣传画，系统地发表评论。因此当《苏联宣传画和讽刺画展览会》在北京展出的时候，主要媒体的评论和宣传，正好像是贯彻了联共（布）中央的指示，这之中的直接影响是显而易见的。1949年，苏联举办了规模盛大的“苏联优秀宣传画展览会”，并在许多加盟共和国巡展，所以，苏联美协主席盖拉西莫夫撰文《苏联宣传画——布尔什维克鼓动工作的重要工具》，他提出：“苏联宣传画艺术的崇高的作用，以及高度的、随着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增长的广大观众的要求，就使得党的组织和从事宣传画事业的人员们——画家、编辑、出版者、艺术理论家，有责任在今后更进一步提高宣传画的政治思想内容水平、及其艺术和印刷质量上，必须不倦地工作。”（盖拉西莫夫《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斗争》）
与苏联影响相应的还有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特别是波兰的电影宣传画，也深深影响了50年代中国的宣传画创作。1957年4月， 《波兰宣传画和书籍插图展览》在北京举行，其中的电影宣传画以其鲜明的形象、强烈的风格和民族的形式，成为后来许多宣传画画家的参照。这种借鉴是中国宣传画发展的一个过程，也是中国宣传画的艺术水平在短时间内得到提高的一个捷径。1954年，朝花美术出版社出版了苏联理论家维·依凡诺夫等著的《谈政治宣传画》一书，又从理论上影响了中国宣传画的发展。
宣传画的高潮与社会作用
20世纪中期，中国的宣传画在苏联的影响下已经初具规模，它在社会生活中担当了重要的角色，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建设政权、巩固政权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为不断的政治运动的需要，“宣传鼓动工作是展开社会政治运动的先行任务。它根据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把党在各个时期的政策，及时地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提高群众的认识，统一大家的意志，组织大家的力量，从而把运动引向正确的方向并迅速展开，把革命推向前进。”“在造型艺术中，宣传画是最富宣传鼓动作用、最富群众性的艺术形式。特别是今天，我国的文盲还很多，地域又大，充分利用造型艺术形式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是非常有力而必要的。”
50年代的宣传画在宣传建国方略、参与政治运动等方面，始终走在造型艺术的前列。在形式上，它改变了延安时期的简陋风格，开始向艺术性的宣传画方向发展，在历次的全国美展上，宣传画都作为一个艺术门类参加了展出。而一大批专业美术工作者的参与，则从整体上提升了宣传画的艺术水平。
1954年，江丰对5年来的美术工作作了一个总结，关于宣传画， 他认为“已在群众中具有很大的影响”，“五年来仅北京一处即印有一千一百多万份印刷品传播到人民群众中去，有力地鼓舞着群众为和平、为劳动、为创造自由和幸福而奋斗。”在1955年的《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上，出现了哈琼文的《一定要把五星红旗插遍台湾》、方菁的《我愿做个和平鸽》等一批新时期的代表作，几乎是家喻户晓。而发行量最大的宣传画《我们热爱和平》，发行数就有243.35万份。
1959年12月23日，这是20世纪中国宣传画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日子，由全国美协、人民美术出版社联合举办了《十年宣传画展览》，共展出政治宣传画175幅，电影宣传画21幅。这个展览第一次大规模的展示了宣传画的成就，影响了宣传画后来的发展。
从50年代末到至60年代初，宣传画已经到了高速发展期，表明了宣传画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基于这样的现实，宣传画在美术界也占有重要的份额，更重要的是，这一社会现实和需求，导引了大批纯绘画的画家转向宣传画的创作，他们像苏联的画家那样，不仅审慎地选择适合时代要求的题材，而且用自己的绘画专业表现能力给宣传画以艺术的表现。在过去，这些与广告、海报、招贴相关的属于设计的绘画，都是从事油画、国画的画家们所不屑一顾的，这种现象反映了新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普遍规律。从事各个画种的画家都在画宣传画，关心宣传画，促使了宣传画整体水平的迅速提高，如油画家邵晶坤的《向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学习》、詹建俊的《棉花增产指标》；国画家蒋兆和的《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林楷的《颗颗金，粒粒黄，合作化的道路真正强》，都表现出了很强的绘画性。
宣传画与连环画、漫画等属于大众的普及艺术形式，逐步进入了新中国美术的殿堂。人们也像要求其他绘画形式一样，开始关注它的民族化的问题，从而和油画、版画等外来画种一起，承担着时代的改造任务，因此，60年代以后的宣传画开始摆脱了50年代模仿苏联、波兰的倾向，出现了一批既有民族风格又有时代特色的作品，同时在宣传画的面貌上也产生了一些政治性不是很强的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宣传画，在整体面貌上降低了过于浓烈的政治激情，而融合了许多生活上的温情。
文革的十年，把宣传画推向了高峰的峰巅。一方面是这一运动的史无前例，另一方面是这一运动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展开所具有的特殊的性质，以“大批判”为主要形式的宣传成了这种运动的主要工作，而宣传画也就非常自然地发挥了它的宣传作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成为“篡党夺权”的工具。尽管在这十年中，宣传画“大有用武之地”，但是由于整个绘画审美体系的破坏与扭曲，宣传画在艺术上和这一时期的绘画一样，以“红光亮”的战斗性为特征，失去了审美的意义。
宣传画的衰落与当代问题
经历了文革，社会已经厌恶了运动。改革开放，人们树立了新的价值观，已经把经济工作作为重点，因此，社会开始转型。尽管社会上还有一些波动，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还有一些论争，但是，人们已经不希望或不愿意用运动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所以与运动相联系的宣传画则急剧衰落。
在这种衰落中，人们没有留恋，只有出版单位在经济的比照中回首于过去的盛事。宣传画几乎被人忘却，成了旧货摊上被人收藏的旧物。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还有许多为全体公民所关注的政治性的大事，如香港和澳门的回归、抗洪救灾、申奥等，还有一些公益性的活动，如义务献血、防治艾滋病、积极纳税、打击走私、保护环境等，政府也动用了各种宣传手段。但是，在这些宣传活动中，宣传画即使有，也不像以前那样贴遍大街小巷和车间田头。这说明了现在宣传力度不如以前，也说明了现在的宣传方式发生了变化。
从社会需求看，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家的大事不断，而与社会公益相关的各种活动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像保护环境、积极纳税、义务献血、打击走私、计划生育、安全生产等，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具体利益，通过宣传的手段使其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这是政府管理社会的必要手段。那么宣传画还有用武之地。
从现实状况看，宣传画还是有一些，但集中在大城市的繁华地区，不够普及。乡村普遍还是用墙上刷标语的方式，而城市的胡同里基本上是居委会老太太们手写的小牌牌，这些既不美观，也感觉不到社会的发展，有点像刚解放的那一阵的状况。另一方面，虽然出版单位并没有完全放弃这一领域，但重视得不够，而发行管道不畅，则是造成了宣传画难以普及的在操作层面上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艺术状况看，在大城市现在有一些超过以往的巨大的宣传牌，绝大部分为广告所占领，也有一些政治性或公益性的宣传画，但一般都是摄影加文字的表现方法。比如宣传改革开放，画面通常是邓小平的摄影形象叠加一些高楼大厦；宣传纳税，则是一个或几个漂亮的税务人员的形象加一条文字口号。如此等等，与美术相关的仅是编排设计和电脑制作。而绘画性的艺术宣传画基本上脱离了公共艺术的范围，成为全国美展中的一个保留项目。现在的社会比较重视像雕塑这样的公共艺术，但是对于那些眼前能够经常见到的、又经常变化的宣传画的艺术性状况却视而不见。相反，那些商业性的广告、海报、招贴却因为商业的原因，在商家的努力下，这几年在艺术性上得到了较大的提高，而与国家政治，社会民生相关的宣传画却得不到重视和扶持，处于自生自灭、随遇而安的状态。在经济社会中，期望那些有成就的画家们从事宣传画的创作已经没有可能，那么当代宣传画艺术水平的提高，其历史性的任务又是靠谁来完成呢？
显然，社会的发展并没有淘汰宣传画——只是方式发生了变化；只是相关部门没有有效地利用这一形式；只是画家们放弃了这一形式，而让位于摄影和电脑制作。那么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宣传画怎么就显示不出多元的艺术发展呢？无疑这是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