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切，发生在五分钟内
随着商品大潮的奔涌而至，人们普遍对有着“发”的谐音“8”这个数字，产生了喜爱之情。
一九九八年二月十八日，自然就被认为是个大吉大利大喜大庆的日子。可是，这一天，它却永远成为安徽省固镇县唐南乡小张庄的忌日。
小张庄地处淮河岸边一个低洼地段，这些年涝灾不断，村民们的日子本来就不好过，再加上村干部没完没了横征暴敛，家家户户几乎就变得度日如年。对村干部的胡作非为，小张庄的村民并不都是逆来顺受，张家全、张家玉、张洪传、张桂毛几个血性汉子，没少把要求清查村里账目的意见反映到乡党委和村支书那里。去年春天，村民张家昌还把举报信送到了固镇县人民检察院。
对于村民接连不断的上访和举报，张桂全恨得咬牙切齿。虽说他在村里只是个“副村长”，但没谁不怕他三分，村民都深知“此爷”是个啥事都敢做绝的恶人。他本人也知道村民们的怨气主要是冲着他来的，可仗着乡里有人替他撑腰，就从未把这些村民放在眼里。一天，他把乡里的两个治安联防队员请到家中，然后假惺惺地让人通知到处告他的张洪传到他那算账，张洪传不知有诈，抱着有理走遍天下的心态兴冲冲赶去。张洪传刚进门，张桂全便破口大骂，指挥他的两个儿子和联防队员对张洪传大打出手，顷刻间就把张洪传打成血人。要不是张洪传的侄子张桂应闻讯赶去解救，张洪传还不知会被打成什么样子。
张桂全的暴力威胁，非但没能压倒村民，适得其反，小张庄的全部党员、老村干部和八十多户农民空前团结起来，先后两次去乡政府、五次到村支书家，强烈要求查处张桂全，彻底清查村里的财务账目。
村民们的反复呼吁，多次请求，终于引起了唐南乡党委的重视。恰在这时固镇县政府正布置各乡镇对乡村的经济账目进行一次全面清查，乡党委书记左培玉就对小张庄上访的村民说：“正好，借咱们县这次清账的东风，我们已经研究决定，由乡纪检书记王加文带领乡财政部门的三名会计，就先从你们村开始清理。”
这消息，让小张庄的村民欢欣鼓舞。
这一年的二月六日，乡纪检书记王加文带领着三名会计，和乡政府负责小张庄片的薛兆成，进驻了小张庄。
二月九日，在王加文的主持下，经过村民们的充分酝酿、民主协商，全村八十七户村民最后推选出十二名群众代表，组成了联合清账小组。深受大家信赖的张家玉、张桂玉、张洪传、张桂毛等人，均在当选之列。因为谁都知道张桂全的为人，也预感到清账工作不会一帆风顺，除制定了严格的查账制度和纪律，十二名代表还私下约定，如果张桂全到谁家闹事，其余的代表都必须赶到现场，以防意外事件的发生。
对于这样的清账工作，从一开始，张桂全就极力阻挠，先是散布谣言，说有人投毒要害死他的孩子，企图把水搅浑，转移人们的视线；接着，便多次在村级会议上扬言：“十二个鸟代表算我的账，存心搞我，没那么便宜！就是搞掉我，他们也没法子过；搞不掉，我叫他们更没日子过，不打死他们，也叫他们腿断胳膊折！”没出两天，张桂全的儿媳张秀芳就放出话：她的公公要杀人了。
面对张桂全的这些威胁，村乡两级领导干部都没引起应有的重视，清账代表也只认为这不过是张桂全在吓唬人，全没当做一回事。
谁也不会想到，正式查账只查到第九天，二月十八日的一大清早，张桂全就真的挥起了杀人的屠刀！
这天，不大不小的雨点儿，不轻不慢地敲打在小张庄农舍的屋脊上，好像没完没了的催眠曲。
天已经大亮了，庄子里的农民差不多都还慵缩在被窝里。五十八岁的魏素荣，这天依然早早就下床，像往天一样忙着去灶间。她知道，丈夫张桂玉被大伙推选为村民代表，他和另外十一个村民代表一样，风雨无阻地要去查村里的财务账，魏素荣生怕误了村里的大事，很早就把早饭做好了。
谁知丈夫张桂玉和儿子张小松围着桌子刚坐定，家里的那台旧闹钟的指针正指向七点十分，张桂全便领着他的五儿子张余良和七儿子张乐义，出现在门洞里。接着出现的，还有村会计张家会及其子张杰。
因为父亲就是村里的会计，对村民们的查账同样有着抵触情绪的张杰，首先冲着张桂玉说了句讽刺挖苦的话：“账算得怎么样了，俺们可能分两个？”
张桂玉是个精明人，自然听出了弦外之音，他离开饭桌，冷静地说道：“大家叫我出来算账，俺能不去吗？”
张桂全马上接茬道：“骂你不多！”遂向两个儿子喊道：“给我打！”
由于这事来得太唐突，听到了张桂全一声喊打，张桂玉居然呆住了。
这时张乐义已从张桂玉的屋中抓起门旁的一根木棍，张余良也随后拾起张桂玉家的一把镰刀。
张乐义挥起木棍就照张桂玉舞过来，站在边上的会计张家会不但不制止，反倒将张桂玉拦腰死死抱住。被打急了的张桂玉拼力挣脱后，见对方开始下毒手，便迅捷从地上拣了块红砖。魏素荣发现村干部的儿子将自己男人往死里打，慌了手脚，忙从灶台上掂过菜刀。
双方持械怒目相视，犹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这响声，惊动了四邻。张乐义和张余良见不少村民赶到现场，人多势众，未敢再动手，退到屋外。
张桂全显然不甘心，就朝张桂玉的屋后走去，边骂，边叫阵：“小桥(张桂玉的小名)你个狗日的，有种跟我过来！”
张桂玉是个吃软不吃硬的红脸汉子，见村干部如此张狂，毫不示弱，就跟着来到屋后，责问道：“这次是乡里要查你的账，群众选我做代表，我有什么错！张桂全，你嘴巴放干净点，我就是查了你的账，你又能把我怎么样？”
争吵之中，张桂全已暗下指使张乐义回家喊人。不一会，张桂全长子张加志和六子张超伟，都暗藏凶器来到现场。张超伟上来就打张桂玉，张余良趁机夺下张桂玉手中木棍，张超伟见赤手空拳的张桂玉依然顽强地反抗，迅速从胶靴筒中抽出尖刀，同时从怀里取出菜刀，凶狠地向张桂玉的头上、胸口又砍又刺。
张桂玉猝不及防，甚至来不及喊叫一声，就重重地扑倒在地。
村民代表张洪传和张桂毛闻声撵到现场。见张桂玉直挺挺地躺在血泊之中，张洪传怒不可遏地责问张桂全：“你们怎能这么狠毒？还不赶快把人送医院！”
这时的张桂全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他见张洪传和张桂毛赶了来，阴险地笑道：“妈的皮，来得正好，就等着你们呢！”然后冲着张加志大声喊道：“给我干掉！十二个要算我账的代表都给我杀光！”
离张洪传最近的张余良，立即扑上去，疯狂地朝张洪传的胸部、腹部和股部连刺数刀，张洪传没有来得及反抗，便当场倒地断了气。
就在张余良扑向张洪传时，张桂全也将雨伞一摔，从后面抱住了奔过来救人的张桂毛，骂道：“妈的皮，你不是到处告我吗？算我的账吗？来吧！”张桂毛虽然被抱住，但他人高马大，毫不畏惧地和张桂全厮打着。张桂全自知不是张桂毛的对手，大声呼喊：“乐义来把他放倒！”
张乐义举起手中大菜刀，跳起来就向张桂毛的头部砍去，直将他砍翻在地。此时，杀红了眼的张加志也赶过来，依然不放过张桂毛，骑在张桂毛的身上，用杀猪刀又向张桂毛的背部狠扎三刀。据事后法医鉴定：张桂毛头部砍伤五处，创口深及颅骨，颅骨外板骨折，左肺亦破裂，足见杀人者的凶残。
倒伏在地已是奄奄一息的张桂玉，因为剧烈的疼痛而呻吟着，丧心病狂的张加志发现张桂玉没死，猛扑过去，向其胸腹部又连砍五刀。
转瞬之间，张桂玉的屋后就躺倒了三位村民代表。雨水融和着血水，红了一地，空气中顿时弥漫着呛人的血腥味。
张桂玉哥哥张桂月听说弟弟被暗算，悲愤交加，操起一根平日给牛拌草料用的细木棍奔过来。由于他的眼睛不好，一直奔到了张加志的面前，方才看清倒在地上的弟弟。“这不是桥子吗？”一句话未落音，张加志手中的杀猪刀已刺入他的胸口。
十六岁的张小松，于混乱中来到爸爸张桂玉的身边，想把他搀扶起来送医院抢救，张超伟拎着已经沾满鲜血的菜刀，不容张小松救护张桂玉，挥手便向张小松的头上砍去。在场有人一声尖叫，惊醒了张小松，张小松意识到什么，将头一偏，张超伟落下的菜刀就砍在了张小松的膀子上。张小松慌忙逃开，总算幸免一死。
前后只有五分钟，小张庄的腥风血雨之中，竟是四死一伤！
当张桂全的四子张四毛也提着一把砍刀气喘吁吁地奔到现场时，村头上的广播大喇叭，正响起村支书张店凤催促村民代表继续清账的吆喝声……
2 可怕的村霸
现代经济学的理论认为，一个社会集团的力量大小，并不取决于它的人数多少，而取决于它的组织程度。组织的力量是强大的，与政权相接合的组织力量尤为强大。中国农民尽管人数众多，可是他们过于分散，没有足以抵御压制的组织资源，而乡村干部却是严密组织起来的，他们是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合法代理者。如果这个代理者，哪怕只是其中的少数人，把国家政权的意志抛到一边，凭借政权的组织资源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将是十分可怕的！
张桂全虽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他正是凭借着村委会副主任(当地唤着“副村长”)的实权，同时借助着一个庞大的家族势力(七个儿子)，就在小张庄一手遮天，成为横行乡里的“村霸”。
一九九七年，他明知县里下达的征收小麦的数量与一九九六年的数量一样，他却硬性要求每人增加五十斤。为了聚敛财富，他可谓生财有“道”，“五税一费”就是他任意增收的苛税杂费：谁家饲养一头猪，就得多交四十五元钱；谁家盖了新房，就要多交一百五十元至五百元，交多交少，全由他的“金口玉言”说了算；全村所有的老房子，每户都要交五十元；谁家种花生，一亩便交十元钱；谁家添了拖拉机，每辆就是五十元。张桂月倾其所有刚刚购置了一辆“小四轮”，还未启用便先交了四十五元，如今人去物尚在，这辆崭新的“小四轮”正静静地躺在防雨棚里，似在为他的主人默哀。至于“计生扶育费”，谁也弄不懂“扶育”二字的意思，计划生育罚款的钱数更是由着他随心所欲，并且大多数是打白条子不入账的。
一方面，巧立名目，收刮民财，多多益善；另一方面，按规定应上缴的“提留款”，以及由他私设的“五税一费”，张桂全全家却又是分文不出，一毛不拔的。
依仗着手中的权力，他侵占土地，霸占鱼塘，侵占公物，贪占公款，已是恶贯满盈。这样的一个恶棍，怎么就当上了村委会的头头呢？再说，他只不过是个村委会副主任，村主任和村支书又干什么去了？是与他一起同流合污还是做了闭口菩萨？对于这些，采访中我们始终困惑不解。
后来，了解了张桂全的历史，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就更加感到不可思议。原来，小张庄存在的问题，远不止是财务管理方面的混乱，基层组织建设上暴露出来的问题，更是令人吃惊。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日，当时已是小张庄村委会主任的张桂全，就曾因贪污和奸污妇女，被固镇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这期间，小张庄合并到了张桥村，张桂全还正在刑期之中，却摇身一变，成了张桥村村委会的副主任。村民们说，张桂全根本就未经过大家的民主选举，完全是乡党委和村支部个别领导人强行指派的。
虽被判刑仍在刑期，这样一个穷凶极恶的罪犯却照样可以被两级党的组织委以重任，这就使得五毒俱全的张桂全非但恶习不改，反而变得有恃无恐，更加凶残。
严格地说，张桂全这种人的行为方式，已经具有了中国封建社会农村中恶霸的基本特征，但确实又是与那时的恶霸在性质上有着不小的区别，因为那时村中的这类人横行霸道民愤极大，但土地的规模一般都不大，浮财也不多，而且，并没有获得法理意义上的村公共权力的位置，然而，张桂全不光能够任意霸占土地、侵吞浮财，并且获有法理意义上的村落公共权力，因此，张桂全这样的村干部，就比封建社会农村中的恶霸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更大！
张桂全父子故意杀人案，虽然只是个“个案”，但“张桂全现象”却足以让我们忧心忡忡。在采访中，我们发现，现在农村中“恶人治村”的现象已经触目惊心地凸现出来，张桂全不过是当今中国农村基层公共权力运作中特殊机制产生出的一个生动标本。
结论和思考无疑都是十分容易做出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够杜绝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呢？
3 悲剧还在延伸
固镇县公安局防暴警察在接到报警不到二十分钟就包围了小张庄。涉嫌故意杀人的张桂全、张加志、张超伟和张余良当即落入法网。只有张乐义除外，据被害人家属和在场的证人说，当时张乐义手拎一只提包，包内装着他们父子行凶的凶器，就从村支书张店凤和实枪荷弹的防暴警察面前，从从容容地走过，村支书张店凤不指认，防暴警察不知情，这就使得张乐义沿着村民黄自先平房后边的一条小路侥幸逃脱。
小张庄发生凶杀案的消息，迅速传开去。但是，无论是固镇县委县政府，还是唐南乡党委乡政府，对于案起于农民要求民主的权利和减负问题，全都避之如洪水猛兽。案发第二天晚上，整个小张庄还沉浸在巨大的惊骇和悲痛之中，固镇县有线电视台突然播报了这条“新闻”。报道称，本县唐南乡张桥村小张庄，因村民们之间的民事纠纷、口舌之争，发生了一起重大的误杀案件。画面上展示出的，好像全是从现场收缴的“凶器”，其实，那全是公安人员因为一无所获从被害者张桂玉家里找来的镰刀、菜刀等器物。
整个一个假新闻！
这条“新闻”一播出，小张庄即刻炸了营。
在这起凶杀案中失去父亲的张桂毛的独子张亮，失去张桂玉、张桂月两个弟弟的张桂菊，以及众多的现场目击者和被激怒的村民，男男女女，自发集结起三百多人，于播出电视新闻的第二天一大早，找到县有线电视台，质问台长：一个刑期未满的犯罪分子当上村长，变本加厉地欺诈村民，大家不堪重负，依凭自己的民主权利要求清账，再说这还是县里部署的，乡里批准的，却遭到如此灭绝人性的报复，什么叫“错杀”？“错”杀了谁？杀谁才不算“错”？被害者作为村民代表与张桂全之间究竟是什么之争？
台长被问得哑口无言。他确实不知道其中会有这么多的情况，案件的性质又会是这样的恶劣与严重，不得不如实“招认”道：这是县委领导指示这样播放的。
人死不可能复生，但死了总归要有个说法。被害者是为维护大家利益，又是受到大家的委托惨遭杀害的，这悲惨的一幕已让人无法接受，而如此荒诞的“新闻”无异于火上浇油。
于是，愤怒的村民们决定去见见县委书记。
县委和县有线电视台门挨门，虽是两个大院却只隔了一道墙，当村民们涌出电视台大院时，才发现，大街上已围了个人山人海。大家都看到那条“新闻”了，都觉得这事太惨，凶手太狠，一听说小张庄的村民为“新闻”的事找到电视台，便料定“新闻”有诈。现如今，假冒伪劣的产品充塞着市场，各种各样的新闻可信度也已经不高，特别是一些重大事故的新闻，老百姓对它的真实性统统是大打折扣的。于是不少人围过来就想闹个究竟，不多会，便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上了三千多人。
前面说了，县委就在边上，早看出了动静，赶到小张庄的村民找到县委时，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早已不见了踪影。
从县里回来的第二天中午，小张庄的村民刚丢下饭碗，村支书张店凤就通知全庄人到庄西黄自先家才盖起的三间大瓦房开会。那是黄自先准备给儿子结婚用的，儿子在外地打工，现在正空着，村民陆陆续续赶了去。赶去才知道乡里来了人。唐南乡副乡长何井奎、乡政法委书记邱亚以及派出所警员一行人，是来“封嘴”的。
会上的气氛严肃得令人窒息。何副乡长首先选读了几条《刑法》规定，然后宣布不准上访，不准闹事，不准乱说乱讲。大家都很紧张，尤其是被害者家属，他们闹不明白，亲人已遭杀害，可受害的亲人好像也犯了王法，成了过去的“四类分子”，不许“乱说乱动”，随时随地都将有警惕的眼睛在盯着你，一下变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魏素荣回到家扑到床上大哭了一场，她哭丈夫张桂玉死得不明不白，有冤无处申；她哭自己长着眼睛长着嘴巴，看到的那触目惊心的一幕却不能再说；她哭这世道太黑暗，不定啥时就会给憋疯了。
接下去，五月七日，安徽一家省报就在二版的位置发表了一篇题为《村主任一怒，四村民遭戮》的报道。文章恰恰发在蚌埠检察机关正要将案子移送市法院提起公诉的关键时刻，试图抢占社会舆论“制高点”的目的就十分明显。
文章开宗明义，作了这样混淆是非的表述：“一名叫张桂全的村委会副主任因为对村民的激烈言辞极为恼火，便率领众儿子与村民相互殴打，致使四村民死亡。”
凡是具备阅读汉语言文字能力的人，从这样的表述中都会做出这样的结论：“村民的激烈言辞”在先，张桂全“极为恼火”在后，村民，包括被杀的村民，才是造成这次事端的主要原因。
不过细心的读者还是会注意到：既然是“相互殴打”，为什么死亡的尽是村民呢？这位“名叫张桂全的村委会副主任”，为什么对自己的村民这样歹毒，欲置死地而后快呢？村民“激烈言辞”又究竟是些什么内容呢？为什么这位村委会副主任会“极为恼火”，以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大开杀戒？这些至关重要的内容，文章中统统没说。在这里，村民们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和村民们不堪重负的严酷事实，全被回避。回避就是有鬼。
于是，一场正义与邪恶、文明与残暴、进步与颠覆之间的不可调和的斗争，就这样被歪曲成了群氓之间的口舌之争，愚昧无知的一场“相互殴打”。“四村民死亡”，似乎就只能是咎由自取。
小张庄的村民再次被激怒了！
报社的编辑当然不可能对每天要编发的来稿都去现场调查核实，解释，他们采用这篇稿子的程序上并无过错，稿子上是盖有了检察机关公章的，因此他们就未做也无须再做什么核实便发表了。
眼前的形势明摆着：这事是发生在一九九八年的春天，已不是发生在利辛县纪王场乡路营村“丁作明事件”的一九九三年的春天了，中央早就三令五申不准再增加农民负担，而现在的问题是，小张庄的张桂全，非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村委会副主任，此人竟是个刑期未满就当上村干部的罪犯，这事情已够复杂，他的问题又远不是仅对村民横征暴敛，居然杀了人！这方面中央早有明确规定，凡因农民负担问题导致一人死亡或六人以上集体上访的，都必须向中央报告，张桂全父子不是杀了一个人，而是造成四死一伤，严重得耸人听闻！无论是固镇县委书记、县长，还是蚌埠市委书记、市长，都很难接受这个事实，更不敢正视这个事实。也许他们并不缺少良知，也不缺少勇气，但是眼前这种近乎严酷的事实，对于他们不仅太突然，也显得太残忍，甚至没给他们留下更多的选择余地。“丁作明事件”震惊中央的故事，谁也不可能这么快地就把它淡忘，所以，谁都十分清楚承担这种责任的风险和代价。他们显然都是不愿承担这种风险和代价的人。
当然，最不能接受这个事实的，还是受害者家属。这天，被害者家属张亮、魏素荣几个人再次鼓起勇气找到县委，终于见到了县委书记，他们在年轻的书记面前长跪不起，哭述冤情，刚说到自己的亲人因为替村民们清账而惨遭杀害时，书记一下竟变得勃然大怒：“谁说是清账？那全县都在清账，怎么没杀别人单杀你呢？”
受害者家属惊得目瞪口呆。
按县委书记这个说法，如果哪家女孩子被刁徒强暴了，要喊冤，岂不是谁都可以对她厉声责问：世界上年轻漂亮的女人多着呢，怎么没强奸别人单就强奸你了呢？这还是人话吗？
清查账目的三位群众代表被杀，其余九位代表自然万分悲痛，但小张庄查账的工作并未停顿下来，而是查得决心更大，也更加认真了。
应该说，张桂全父子被抓，给清查账目的工作带来极大方便，村干部的许多经济上的问题，很快便露出冰山一角。毫无疑问，小张庄的问题不止是张桂全一个人有，村支书、村委会主任和村会计，也都不可能就那么干净，他们对这次清账骨子里是恐惧、抵制的，可这项工作毕竟是县政府统一部署，小张庄的清账小组又是乡政府决定成立的，他们虽憎恨、害怕、惶惶不可终日，还不至于像张桂全那样愚蠢地去杀人。没过多久，他们就发现，县、乡两级党委和政府就都对清账的事儿闭口不提了，对张桂全父子杀人的真相也是在极力掩盖，于是他们的胆子就又大将起来。
清账小组清出一九九七年小张庄征粮时每人多收了六十斤，显见是违反了国家政策，村民找到支部书记张店凤，张店凤却一副大包大揽的样子，说：“不错，是我叫加的。我要加有我要加的用途，你们就不要过问了。”态度十分蛮横。
清账清出四名村干部私分卖地款两千六百元，张店凤竟也从这笔卖地款中拿走六千元。村民代表找到张店凤，张店凤平静地说：“事我知道，这是操心费。”追问该不该拿这个钱，他居然理直气壮：“我拿，有我的用途！”
在又一次清账会议上，村民代表问村委会主任张凤知：“小张庄的四千元水稻浇水费已经缴纳了，为什么又从我们庄卖地款中扣除四千元浇水费？”张凤知大发雷霆，清账会无法清账，不欢而散。
不久村子里便传出风声：小张庄的财务账结清了，张桂全“没有贪污”，“没查出张桂全的经济问题，剩下的九个清账代表县里还得逮几个！”
接着，张桂全的四子张四毛气焰嚣张地扬言：“这庄子消停不长，还得有几条人命赔着来！”
一阵阵带有血腥气的阴风在小张庄迷漫开来，令人透不过气来。
共产党员张家玉是条硬汉子，积极反映村里加重农民负担问题的有他；清账小组中敢于当面锣对面鼓较真的也是他。张桂全父子对他，可以说是恨之入骨，张桂全父子放倒四人后，张桂全的六子张超伟当时曾大声叫嚷：“上张家玉家去，给他斩草除根！”幸亏张家玉当时出村报警去了，并不在家，才幸免一死。但是现在，张家玉发现，他仍然处在凶险之中。在他家的门口和地头，时常有人暗中窥视、盯梢。
张桂全家庭势力的影响依然存在，况且还有张乐义在逃，面对一个同样杀人不眨眼的逃犯，一个不知何时就会突然出现的凶手，村民们，特别是受害者家庭，不可能高枕无忧。张桂玉和张桂月那七十多岁的老母亲，提到这事就泪流满面，她一个早上痛失两个儿子，孙子还被砍伤，一个原本充满生机的家庭一下就破碎了，更揪心的是，种种迹象表明，这场噩梦远没结束。她面色惶恐地说：“没人晚上敢出门，地里的花生大白天也不敢去照看了！”
4 第四种权力，你在哪里
以后事态的发展，就越来越出乎小张庄村民的意外了。
乡里派人威胁被害者家属及现场目击人不许“乱说乱讲”，县有线电视台和省里的报纸把这事说是“错杀”，或是愚氓间的“相互殴打”，这些，其实都不具备法律效力。即便是并不太了解法律的小张庄村民，也知道只有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说了的才真正算数。奇怪的是，案子进入法律程序之后，执法机关却并不完全在依法办事，设在地方的国家法院沦为代表地方特殊利益的地方法院，这就叫小张庄村民感到真正的恐怖与绝望了。
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案子开庭审理，事先根本就没打算要通知被害人，赶听到风声要开庭了，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就连找个律师的时间也没有了。
有着二十五年党龄的村民代表张家玉，以党籍保证，他说检察院自始至终就没人进过庄，也没谁找过他们，更没听说找谁了解过案发现场的情况，检察院在《起诉书》上都写了哪些事实，无人知道。死者亲人和现场目击人从“小道消息”听说要开庭，慌慌张张地赶去时，也只准带个耳朵“旁听”，没有发言权，而作为被告的张桂全父子居然可以在法庭上交头接耳，这把被害人亲属的脸都气青了。
公开宣判时，被害人亲属同样没得到正式通知，闻讯赶去才知道，作为这场凶杀的主谋和指挥的张桂全、杀死张桂月的张加志被判死刑；而杀死村民代表张桂玉和张洪传的张超伟和张余良，只是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显见缺乏公正。这一判决可以说达到了张桂全“数子之罪由一子承担”的目的。
死者亲属强烈要求看法院的《判决书》，法院不给；他们委托律师去要，法院依然振振有词，就是不给。
固镇一中的高中毕业生张家玉，是小张庄村民代表中读书最多的一个，他找来国家颁布的《刑事诉讼法》研究，发现这部法律的第一百八十二条白纸黑字写着：“被害人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的，自收到判决书后五日以内，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依此国法，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没有理由不将判决书送达被害人家属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手里。剥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这种合法权利，显然不是可以用“忽略”二字能够解释清楚的。
于是被害者亲属找到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在省高院，他们终于得到了“蚌检刑诉[1998]21号”的蚌埠市检察院有关这事的《起诉书》。
不看不知道，一看真奇妙：
从《起诉书》上“审查表明”的案件起因中，你压根儿就无法知道被杀害的张桂玉等人是负责清账的村民代表，他们是在行使小张庄八十七户农民赋予的民主权利；而穷凶极恶的张桂全是有预谋地要对村民代表实施十分残酷的报复；更看不到村民们已是不堪重负、村干部为掩盖罪责才是发生这一惨案的最直接原因。始作俑者是张杰，激化矛盾的是张乐义，但《起诉书》在陈述到村民代表张桂玉妻子魏素荣一句并不过分的话之后，跟着就做出结论：“从而引起双方对骂”，似乎引发事端的主要责任在魏素荣。而且《起诉书》竟然没有“审查表明”，原本不是算账小组的张桂全的两个儿子，跟着老子去“算”什么“账”？而这正是此案要害，却被掩盖。 “双方对骂”的内容只字不提，陈述“打架”的过程被“查明”的“事实”居然是：首先拿起凶器的，是村民代表张桂玉和他妻子魏素荣；首先动手的，是村民代表张桂玉和村民代表张洪传；杀人不眨眼的张加志似乎只是因为他发现张桂毛和张洪传二人又是用伞又是用砖头“准备”(“准备”二字妙不可言！)打他的老子张桂全一个人时，他才动刀的；后来发现张桂毛“正压在张乐义身上”，张加志“即向”(“即向”二字亦是煞费苦心！)张桂毛下手的；而被压在身下的杀人凶手张乐义“起身后”(“起身后”三字更可谓用心良苦！)才发难的！
总之，“引起双方对骂”，首先操凶器和最先动手的，不是村民代表就是村民代表的家属，这些算账的村民代表被杀好像是“死有余辜”的！
“审查表明”张桂玉之子张小松的负伤，就更加“有趣”：“张余良从张桂玉手中将木棍夺下，打了张小松一下”。凶犯张余良不过只是用木棍“打了”张小松“一下”，而且那“木棍”还是从张小松的老子那儿“夺下”的。孰不知，“木棍”“打”的这“一下”，在张小松的右膀上留下的却是一个长六十五毫米、深达二十毫米的刀伤，住院长达一月之久伤口才痊愈。《民主与法制》杂志后来将张小松砍成重伤的照片公诸于众，没给这份《起诉书》一点面子。
蚌埠市检察院是把张桂全父子以“涉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名提起公诉的，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特大凶杀案的性质。因为“伤害罪”是指损害他人健康的行为；而“杀人罪”是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即便就是从《起诉书》上提供的“法医鉴定”的事实来看，张洪传因“单刃刺器刺伤胸部至心脏主动脉破裂引起急生(应为‘性’——笔者误)大出血死亡”；张桂毛因“单刃刺器刺伤左背部至左肺破裂引起急性大出血死亡”；张桂玉因“单刃刺器刺伤胸部至心肺破裂引起急性大出血死亡”；张桂月因“单刃刺器刺伤左胸部至左肺破裂引起急性大出血死亡”。十分明显，凶手无一不是用凶器直掏心窝子！幸免一死的张小松，也是因为他躲开了直接砍向脑袋的菜刀，这一刀才砍在了左膀上。
造成如此残忍的四死一伤的局面，前后居然没用五分钟，怎么就可以得出这些凶手是“损害他人健康的行为”呢？照这么“审查”，天下还有“杀人罪”吗？
张桂全在那个阴冷潮湿的早晨让人毛骨悚然的嘶叫，令在场的所有目击者永世不会忘记：“给我干掉！十二个要算我账的代表都给我杀光！”这是《起诉书》不该遗漏或不敢正视的兽性的嚎叫。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蚌埠市检察院并不是以“杀人罪”起诉张桂全的，但张桂全在听完宣判后竟当庭大骂法官，声言等他儿子出狱后要拿这几位法官开刀！杀人者的气焰如此嚣张，不知《起诉书》上落下姓名的检察官和代理检察官作何感想？
汉朝桓宽著《盐铁论》就曾指出：“世不患无法，而患无必行之法。”意思是说一个社会并不担心没有法令，而是担心没有坚决执行的法令。无法可以制定，有法而不执法后果不堪设想！
通常我们把党、政、军而外的法律监督权，称为“第四种权力”，因为它是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重要力量。但是，直到今天，许多地方决定诉讼成败官司输赢的，依然还不是案内的是非；神圣不可玷污的法律，其应有的权威还树立不起来；独立办案还常常只是写在纸上的一句承诺。我们的生活与法律之间，有时还有着一种更加强大的力量在发生作用，使得许多法律还仅仅是一个诱人的美好的愿望。
为制止小张庄的村民进京上访，固镇火车站甚至对购买北京车票的农民严加盘问。连城郊两个农民只是去京看亲戚顺带看病，也遭到拒绝，二人好生解释，最后确认不是唐南乡的农民，又确实不是为了上访，才得以买票上车。
封锁显然是愚蠢的，也是有限的；天下之大，岂可一禁了之。固镇县唐南乡小张庄发生的血案，终于还是不胫而走，引起了各地媒体广泛的关注。
首先赶到现场采访的，依然是新华社安徽分社的记者。记者李仁虎和葛仁江采访后写了一篇《张桥村干部如此敛财，一种负担两本账》的新闻报道。虽然只字没提发生在张桥村的“小张庄惨案”，文章中甚至没有多少作者主观的议论，但是，这篇被转发到了全国的新闻报道，却有如“庖丁解牛”，用快刀子割肉，将小张庄所以会发生凶杀案的背景一丝不挂地裸露在国人面前。其叙事的风格，极像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让事实说话。
大量的事实表明，中央划定的是否构成“农民负担”的界线是：“三提五统”不准超过上年人均纯收入的百分之五，而这里已明显高达百分之十九点八，接近国家规定的四倍！更为严重的是，明明是在巧取豪夺，却要玩弄掩耳盗铃的伎俩：一种负担两本账。其手段之恶劣可见一斑！其文章最精彩的一笔，还是在村民和村干部贫富差别的交待上，这是一幅绝妙的图画，画龙点睛地把许多深层次的问题揭示出来。
接着《工商导报》的记者也站了出来，旗帜鲜明地发表了《张桂全枉杀四人法难容》的文章。
文前特地标出了一行引人注目的提示：“刑期未满，又任村干部；心中有鬼，反对查账目；光天化日之下，竟疯狂行凶，杀死四名查账的村民代表。”可谓一针见血！
只有一点需要更正：枉杀的确是四人，但查账的村民代表只有三人，另一人张桂月只是村民代表张桂玉的兄长。
紧接着《工商文汇报》也在一版显著位置，披露了“固镇发生特大命案”的真实情况。
被严严实实掩盖着的“小张庄惨案”的真相，终于被撬动，射进了几缕温馨的阳光。固镇县委和蚌埠市委一手遮天的神话被击破！
这一年的六月十五日下午二时许，中央电视台四位记者顶着烈日、扛着沉重的摄像器材，风尘仆仆地赶到了远离公路的小张庄。他们是看到新华社转发全国的那个电讯稿后做出这次专访决定的。进了庄，他们就开始随机采访和录像。
记者首先走进村民黄自先的家，问黄：“你们的负担重不重？”
黄自先显然是有顾虑的，犹豫良久，才说：“确实很重。”他随后找出村里发的“农民负担监督卡”，以及村组开出的一张张白条子给记者看。
记者提出要见村民代表张家玉，正在田里干活的张家玉被喊回村。张家玉不仅照实说了小张庄“一种负担两本账”的情况，还谈到了村民代表因清查张桂全副村长的贪污账，张桂全父子连杀四人砍伤一人的事件经过。
后来，记者请张家玉带路，他们分别对被杀代表张桂毛、张洪传的两个孤儿进行了采访。
最后记者又让张家玉把他们带到张店凤家，要采访一下这位村支书。不过，当时书记不在家，便决定采访书记老婆陈云侠。不曾想，陈云侠的态度十分恶劣，先是将记者拒之门外，然后，把门一锁，管自扛着锄头扬长而去。记者却并不介意，手中的摄像机也并没有放过这难得的镜头，一直跟拍着她的背影，直到看不见为止。
记者们刚准备要离开，就发现张店凤推着自行车正巧往家赶来，远远地，他发现一群村民向他喊话，还有人扛着录像机已经对着他，感到不妙，掉头想跑，也许觉得这样子太狼狈，跑了几步又折了回来。
记者迎上去问：“你是这村的书记吗？”
“是。”
“我们想了解你一些问题行吗？”
张店凤显然调整好了情绪：“行，回家谈。”他答得十分爽快。可走到家门口才注意到门上挂着锁，钥匙也被老婆带走了，很是尴尬。
记者于是就在门口进行了采访：“你们村的账目都公开吗？”张店凤接口说：“公开，全公开。日清月结。每个月的五号张榜公布。”记者问道：“张榜都贴在什么地方？”张跟着就说：“三个自然庄都贴。”记者盯住不放，又问：“贴在什么地方你看见了吗？”张顿了一下，这才说：“我没看见，反正我都安排了。”
记者露出了几分幽默，正准备再问，在场围观的村民见张店凤这样睁着眼睛说瞎话，都忍不住笑起来。笑声中，不知谁大嗓门叫了一声：“书记胡说！”张店凤顿然变了脸色，怒气冲冲地逼视着在场的村民。
村民代表张家玉这时站了出来，当着张店凤，毫无惧色地走向摄像机的镜头，实话实说：“我们小张庄就从未看见张贴过公开的账目！”张店凤一听，咬牙切齿地指着张家玉说：“你张家玉还是不是个共产党员？你失职！张贴你看不见，这不是失职是什么！”
在张店凤看来，村里的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无条件地和他这位村支书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否则，就是不称职。
中央电视台来人的当天，已经是深夜两点多钟了，唐南乡一位领导还把电话打到村支书记张店凤家里，询问记者进庄后采访了哪些人？调查了一些什么事？有没有谁说了清账的村民代表被杀的事？
如临大敌。
第三天大清早，村委会主任张凤知跳出来开骂了。这位文盲主任在村里的广播大喇叭中喊道：“有个别共产党员，弄几个臭记者来采访，说我们搞的都是假的；还弄来个中央‘焦点访谈’记者，‘焦点访谈’不‘焦点访谈’，我看这是有些群众在起哄！我让你们好好在下边起哄，到时查出来非得治你不可！”他把广播喇叭的音量调得很大，他的嗓门就更大，哇啦哇啦的大喊大叫，震耳欲聋。村民们刚从睡梦中醒来，听着这样一个大字不识的“村长”在广播里张牙舞爪，真不知小张庄究竟是谁家的天下了。
六月二十日晚，中央电视台就在《社会经纬》的栏目中，把小张庄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予以“曝光”，在全国范围产生影响。几乎是前脚跟后脚地，《南方周末》也拿出头版一整版的版面，直击小张庄惨案，发表了记者朱强的长篇报道：《五父子称霸固镇小张庄，四村民查账惹杀身之祸》。且图文并茂地配发了评论与漫画，漫画作者方唐，画得简约而辛辣：一个村委会领导人物酒醉饭饱之后，从放着酒瓶的办公桌子上，不可一世地又踏到诚惶诚恐向他顶礼膜拜的村民头上和身上，嘴巴里烟囱似的喷吐着云雾。评论文章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国印之手，他的震惊愤慨之情跃然纸上：“我们有一个签署了《国际人权公约》的中央政府，又毕竟处于文明时代，怎能容忍恶势力猖狂！”不过，他提出：“对一切违反中央政策和国家法规的村干部坚决予以制裁，这当然是需要的，而且也会有一定的效果，但这只是治标的办法，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需要让农民富裕起来，让农民拥有组织自己的能力，并给农民的组织以合法地位，使农民有力量抗衡乡村权势阶层。”
这期间，《民主与法制》杂志社郑苏、福殿和成远三位记者，也从“民主”与“法制”特有的视角，深入到小张庄，并于这一年的第十七期刊出现场纪实报道。题目极平实：《村民代表查账惨遭毒手》，文章却写得内容详实、引人入胜，不乏雄辩之笔、警策之句。令三人甚为诧异和不可思议的是，直到他们采访之时，潜逃在外的张乐义使用过的那把带血的杀人凶器，依然静静躺在溧涧村医院办公室的抽屉里，一直无人问津。是他们，把拍到的这张照片，触目惊心地展示于世人。
随着各种新闻媒体的相继介入，特别是在全国极有影响的几家报纸杂志的轮番轰炸，小张庄村民代表因为行使自己民主权利惨遭杀害的真相再也捂不住了，事情才渐渐有了转机。
人们首先看到，唐南乡政府派人把张洪传的两个孤儿接到了乡里的敬老院。
接着，这一年的旧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固镇县政府安排给遭难的几家每家发了一百元的慰问金。
午收大忙时节，固镇县委机关下来了几位同志，帮助几户受害者家庭抢收麦子。他们从上午一直干到下午一点多钟，没吃农民一口饭，没喝农民一碗水，这让死难者的家属多少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一丝温暖。
一九九八年九月八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张桂全父子一案下达了终审裁定。终审《裁定书》上“审理查明”的“事实”，其实与蚌埠市检察院《起诉书》上当初“审查表明”的“事实”并没有多大改变，这使得小张庄广大村民再一次对中国的法治产生失望。
不过，有一点是应该予以肯定的，这就是省高院终于裁定张桂全父子“不存在防卫问题”，亦非“伤害(致人死亡)罪”；“张桂全、张加志、张超伟、张余良的行为均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故意杀人的主观故意明确，诉称其没有杀人故意的理由无事实根据，不能采信”。
这让小张庄已经十分失望的八十七户农民，终于感到了一点欣慰。
八十年代注：本书发表于《当代》杂志2003年第6期，全书34万字，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请到就近新华书店购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