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乐平(1910—1992年)，中国当代最杰出的漫画家之一，浙江海盐人，我国著名漫画家，他笔下的“三毛”，影响了中国几代读者，被誉为“三毛之父”、“三毛爷爷”。
张乐平学习美术，完全靠自学。他的母亲擅长刺绣、剪纸，是他最早的美术启蒙老师。1923年，他在小学美术老师的指导下，创作了平生第一幅漫画——《一豸负五千元》，讽刺军阀曹锟贿选，在当时曾轰动一时。
1935年，张乐平笔下的三毛，开始在上海报刊上诞生，但当时没有形成系列的“三毛形象”。抗日战争期间，他用手中的画笔，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来到上海，从此他开始创作系列的“三毛形象”。1946年底，上海《申报》连载了张乐平的漫画《三毛从军记》，在读者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47年5月，《大公报》“现代儿童”副刊编辑陈伟球请示该报总编辑王芸生，拟请张乐平画几幅漫画连载。王芸生当即表示，可以请张乐平画一套类似《三毛从军记》题材的漫画，并给张乐平写了一个便条，介绍编辑去约稿。编辑遵嘱，前往张宅拜访，张乐平说他已有流浪中的“三毛”的构思，答应画一套“三毛”的系列漫画。
《三毛流浪记》的构思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张乐平回忆说：“1947年初的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我走在回家的路上，在—个弄堂口，发现有三个流浪儿身上披着麻袋，冻得簌簌发抖，正围着一个刚熄火不久的烤红薯用的炉子在吹火取暖。我在他们跟前站了许久，心里十分难过。”由此，张乐平萌生了画流浪儿的念头。正在此时，《大公报》的编辑来约稿。为了创作好《三毛流浪记》，张乐平主动去和流浪儿交朋友。他知道在上海有一个叫陈家木桥的地方，是流浪儿的集中地，便去那儿，坐在他们中间，称他们为小阿弟，想和他们搭话，谁知没人理他，有的还对他翻白眼，他只好败兴而归。一路上，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那么冷淡。后来他才发现，原来流浪儿都是衣衫破烂，而他却穿了一套西装，尽管是旧西装，可流浪儿认为穿西装的都是有钱人，有钱人都欺负他们，对他不理睬也在情理之中。第二天，张乐平换了件旧衣裳，买了几副大饼油条，又来到昨天那个地方坐在地上吃起来。有几个流浪儿围上来，眼睛直直盯着他手里的大饼，他就分给他们吃，很自然地大家坐到了一起，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讲起了自己的苦难生活和家史。慢慢地他和流浪儿们接近起来，熟悉起来，成了朋友，从他们那里听到许多事情，丰富了他创作的想象力。
这套《三毛流浪记》的漫画，从1947年6月15日开始在《大公报》第三版上连载，10天以后，改在本市版上刊出，前后登载8个月。这套连环漫画的内容，除了最初几幅反映了一个流浪儿童的遭遇外，更多的篇幅则是从三毛的眼里揭露了在国民党统治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现象。作者张乐平笔下的“三毛形象”，是旧中国苦难儿童的典型。《三毛流浪记》无情地鞭挞了旧中国人间的冷酷、残忍、欺诈和不平，颂扬了在极度凄苦无依的困境中，依然意志坚强、乐观、善良、机敏、幽默的“三毛精神”。在这套漫画的连载期间，引起了广大善良读者的同情和共鸣，反映强烈。读者们纷纷给《大公报》写信，甚至给“三毛”寄去衣服和捐款，托报社转交。如果说，《申报》连载《三毛从军记》在读者中产生一定影响，那么《大公报》连载《三毛流浪记》，是让“三毛形象”走向全国。因为《申报》虽是上海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但其影响多在上海和周围地区；《大公报》当时拥有沪版、津版、渝版，总发行量远远超过《申报》，其影响自然是全国性的。再者，《申报》连载的《三毛从军记》里的“三毛”，虽然很顽皮，但他所表现的，差不多都是英雄型的，是常人所不及的特殊人物；而在《大公报》连载的《三毛流浪记》里的“三毛”，就完全不同了，他一出现，就是孤苦伶仃，辗转流浪，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容易引起读者的同情，产生共鸣。
宋庆龄女士看了在《大公报》上连载的《三毛流浪记》后，非常感动，她特别在上海燕云楼设宴，招待张乐平和《大公报》副刊编辑。席间，宋女士还激动地对张乐平说：“你为流浪儿童做了一件大好事，真该感谢你，三毛不会忘记你。”她还提议举办“三毛生活展览会”，创办“三毛乐园”，用以帮助贫苦儿童。
1948年3月初，《大公报》出版部根据各地读者的强烈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张乐平在《大公报》连载的漫画《三毛流浪记》结集成册出版。《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特为《三毛流浪记》撰写了“序言”。王芸生既是这次连载张乐平漫画的热心支持者和决策人，又是充满同情心的忠实读者，他于3月23日写下《题＜三毛流浪记＞》，对张乐平作品的内涵和现实意义做了深刻的分析。王芸生写道：“《三毛流浪记》印成书本了，这必然是小朋友们的恩物。《三毛流浪记》是接着《三毛从军记》画的，但张乐平先生的笔锋却完全改变了。……小小的三毛，是在体验着人间的现实。这现实，是冷酷多于温暖，残忍多于仁慈，丑恶多于良善，欺诈多于真情，不平多于公道。莫问孩子，请大人们思想，我们的世界不正是这样的吗？三毛不是孤独的。他是多数中国孩子命运的象征，也是多数贫苦良善的中国人民的命运象征。我们的社会，对多数孩子是残忍的，对多数贫苦良善的人民又何尝不是残忍的？《三毛流浪记》不但揭露了人间的冷酷、残忍、丑恶、欺诈与不平，更可宝贵的，是它还在刺激着每个善良人类的同情心，尤其是在培养着千千万万孩子们的天真同情心！把这份同情心培养长大，它会形成—种正义的力量，平人间的不平，改造我们的社会。——去掉一切冷酷、残忍、丑恶、欺诈与不平，发扬温暖、仁慈、良善、真理与公道！三毛奋斗吧！在你流浪的一串脚印上，可能踢翻人间的不平，启示人类的光明！”王芸生在写作《题＜三毛流浪记＞》时，正是国民党统治最黑暗的时期。王芸生同情三毛，也是对社会上广大穷苦孩子的同情，同时亦有力地鞭挞了黑暗的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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