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伦敦《欧洲金融杂志》报道：八年来，台湾在全世界八十五个国家和地区中，经济成就名列第一。经济的腾飞，加之乐坛在短短数年间极度地膨胀，加大了台湾国语乐坛竞争机制和商业运作的发展。
现代民歌自1974年由杨弦等人提出，在经历了七年的发展后，日趋成熟的同时，也不难发觉它所面临的困境。单一的音乐路线，无疑在此时为民歌敲响了警钟。对于新一代的民歌继承者而言，他们更希望通过自身的尝试来扭转这一现状。在这一行列中最为令人难忘的就是由李寿全、苏来、靳铁章、许乃胜、蔡琴、李健复所组建的“天水乐集”工作室、“天水乐集”在台湾乐坛上首开了音乐工作室的先河。六位民歌风潮中的佼佼者，均在工作室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李寿全担任工作室作品的企划及执行制作人，苏来、许乃胜、靳铁章则负责词曲的创作；而蔡琴、李健复则用各自的声音来充分表现工作室集体创作的作品。此外，陈扬、陈志远两位编曲家也应邀为“天水乐集”的作品编曲，更使得世人对于工作室的作品另眼看待。尽管事实上“天水乐集”仅推出了两张作品(李健复《柴拉可汗》；李健复、蔡琴《一千个春天》)即宣布解散，但这两张作品却可堪称是民歌时代末期力挽狂澜的经典之作。其中以李健复的《柴拉可汗》最为突出。该作品统一的音乐风格已充分具备了“概念性专辑”的雏形。作品的音乐在民歌的基础上，融入了强烈的中国曲风。“武松打虎”、“柴拉可汗组曲”等作品，在电子合成器尚未普及之时，以中国的传统乐器为听者提供了广大的想象空间。但在当时，整个乐坛的气候并不适宜这样的组合生存。1982年，“天水乐集”宣布解散，此举令当年的许多乐迷感到十分惋惜。但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即使当年他们继续维持下去，也终究无法改变整个国语流行音乐前进的方向。
民歌唱到1981年，其前进的执着已远没有前几年来得迅猛了， 但却依旧有很多民歌的新人新作在乐坛走红。齐豫沉寂一年多后在 转投到了金声旗下，推出了个人的第二张专辑《你是我所有的回忆》。专辑依旧由李泰祥担任制作人，作品保持了歌手以往强烈的个人色彩。而齐豫在声音方面的处理上，则更加趋于成熟与细腻， 被乐坛一致评价为台湾的“琼·贝兹”。金韵奖合辑中以一曲“归人沙 城”而走红的施孝荣，81年推出了首张专辑《施孝荣》。在台湾土生土长的他，在“拜访春天”等作品中进行了山地音乐节奏的尝试，显现出作品独特的风格。专辑中另一首由许乃胜作词，苏来谱曲的作品“中华之爱”在当年可谓好评如潮，年底一举夺得了金鼎奖最 佳作词、作曲及演唱三项大奖。81年，杨芳仪、许晓菁共同推出的《听泉》专辑，则在民歌的后期首开了女声二重唱的先河。这种二重唱的表现形式在当时的乐坛相对少见，因而格外引人注目，并直接影响着八十年代的“百合二重唱”、“南方二重唱”等女声重唱组合的发展。同年，《变色的长城》，使得费立清的名字在乐坛上轰动一时，在那个两岸尚未交流的年代，“变色的长城”代表了当时人们的一种心声。正如“龙的传人”一样，作品有着一种带有鲜明的“民意”。因而深受台湾民众的喜爱。此外专辑中像“船歌”这类小调式的作品，则更为贴切地表现出费玉清声音的特质，同时这一宗旨也贯穿了他以后的作品。尽管以上介绍的仅是当时诸多民歌手中的几位，但却基本上可以涵概民歌几个最为主要的发展方向。单一的音乐路线，加之不断扩充的音乐市场，使得民歌再也无力负荷音乐发展的使命。
自民谣进入校园那一刻起，就无形中附加了一种幻想与憧憬于其中。面对时代飞速前行的脚步，民歌的发展已远离了与现实生活的距离。歌迷更需要的是一种可以贴切反映当代人生活的音乐作品。与此同时，段钟潭与段钟沂以原滚石杂志为基础，开办了台湾滚石唱片公司代表新生代唱片业者的滚石以一系列极具现代流行意识的专辑作品，预示着一个即将来临的新音乐时代。民歌时代极具影响力的歌手张艾嘉在转投滚石旗下后，由当时初出茅庐的罗大佑担任制作人，推出了《童年》专辑。虽然专辑中大部分作品依旧沿袭了民歌的曲式，但像“大家一起来”、“小天使”、“春望”等作品均以极富现代韵味的编曲、录音手法，给人以完全耳目一新的感觉。此外滚石推出的陶大伟、孙越《朋友歌》专辑，虽然从表现上看是一张“玩票”形式的作品，但在音乐中他们却大胆地吸取了甲壳虫的曲风，并唱出了“洋烟不比长寿， 清茶胜过酒”(注：“长寿” 为台湾生产的一种香烟)这一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反思话题。这些作品无疑与民歌憧憬式的表达有着明显的区别。为国语音乐的发展拓宽了视野。 |
